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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徵地 ─ 機場捷運A7站



文 翁慶寧

訪 翁慶寧.郭珈爾.謝爾庭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行政院核定機場捷運A7站區開發案

  為配合林口地區都市發展,及機場捷運系統將於民國103年全線通車,結合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模式(TOD)與生活機能,積極開發捷運系統沿線站區周邊土地,以兼顧捷運運量與營運成本,及提供合理價位住宅,並規劃產業專用區吸引科技廠商進駐,內政部擬具「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A7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業經行政院99年3月10日核定。

  機場捷運A7站區位屬桃園縣龜山鄉,南側緊鄰臺灣體育大學、長庚大學;西側為華亞科技園區,面積約226.78公頃,共規劃住商用地90.67公頃、產業專用區66.88公頃及公共設施用地69.23公頃,將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區內土地,開發費用預計約需245億元,為減少政府之財務壓力,將朝引進民間資金方式辦理,以產業專用區辦理預標售,回收開發費用,並取得約15.71公頃之住宅區土地興建4,000戶平價住宅,預計102年完工。



  捷運A7站坐落於林口附近,由於距離高速公路較遠,至今仍以小型民房與鐵皮屋工廠為主。居民大部分為自清領時期開始居住,或是承租長達二十年以上的承租戶。A7站涵蓋的範圍,就是都市中沒那麼熱鬧的住宅區。

  一般來說,交通建設的土地徵收應屬於促進公共利益的範疇,徵收的範圍應是路線經過的地段,就像鐵路一樣。但在A7站的例子中,政府卻利用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的名義規劃出產業園區。雖然名義上打著規劃合宜平價住宅,但在開發面積236.63公頃中,規劃住宅的面積只有10.1公頃,占總面積的4.27%。官方網站上的90.67公頃,標示的是住商用地,卻沒有指出住宅區和商業用地的比例,而計畫區內最大宗的「第二種產業專用區」卻高達56.78公頃,比率是24%。這樣的比例規劃不禁令人質疑是否為了財團量身打造的徵地計畫。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徵地方法。什麼是預售標地?內政部在規劃好產業園區的範圍之後直接讓財團競標,在住宅區的有遠雄建設、皇翔建設、名軒開發、麗寶建設等財團;雖然產業專區尚未有廠商得標,但參與的包括了鴻海、台塑等四處進駐各大科學園區的財團。在財團得標之後,居民才收到一紙公文,公告徵收土地。在這之前,政府完全沒有通知居民相關事宜,甚至連公聽會都沒有舉辦!當中的法源依據,因為土地徵收條例還在立院審查,所以套句內政部長江宜樺的說詞:「無法可管!」

  由於A7站徵收區當地的產業結構大部分是鐵皮小工廠與傳統產業,徵收後當地工人的生活將受到極大的衝擊。在賠償金的部分不涉及地上物的狀況下,不是地主的居民不但沒有補貼,更沒有任何安置措施。當地的房屋大約在30坪左右,在一坪約3萬塊的補償金之下,一個家庭只能拿到100多萬的金額就被迫搬離居住兩、三百年的房子。而長期承租戶的狀況更為悽慘,在賠償金的部分有所謂的「自拆獎金」,只要地主自行拆設樓房就能拿到多30%的補償金額,因此地主自行驅趕承租戶的情形非常普遍。

  在公告徵收之後,許多居民選擇交出權狀搬離原居地,這使得留下來抗爭的居民情形更加雪上加霜。如果在時限之前不交出土地權狀,除了得不到任何土地賠償金額,政府仍會執行強制拆屋。

  在一連串的土地徵收之中,A7站並不像十四張或是苗栗大埔事件般,受到強烈注目,因為政府並不使用直接的國家暴力執行強制徵收,而採取更細緻的法條操弄。在立院版本的土地徵收條例三讀過關的情形下,以後類似的強制徵收手段更將有法條為其背書。面對如此不利的條件,公民團體(如台灣農村陣線)將持續走上街頭抗爭,而A7未來也將繼續為了自己的居住權發聲。關於土地不當徵收受害者而言,最大的挑戰是單一的事件往往難以引起注意,居民只能透過與其他自救會合作一同抗議,希望能喚起更多人的關心。

  A7站終究只是諸多不當徵收下的一個受害者,面對過關的土地惡法,我們期待更多公民社會力量監督政府。因為土地與人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透過與土地的互動,人的歸屬感才得以建立,這些不可或缺的要素,絕非一個粗暴通關的法律,或多少賠償金能夠彌補的。

小吃部風雲

























文 鄭家鴻.吳映彤

感謝受訪者 顏煜洋.陳慧元 
 

  在上學期的12月28號這一天,因為小吃部開張以來食物價格偏高、違約引進麥當勞以及鎖大門等問題,學生會召開公聽會,要求統包商杏一和校方回應學生提出的質疑,並參考店家滿意度問卷的結果做改進。

  小吃部經過上一代統包商十多年的營運,本學年開始由新廠商─杏一醫藥公司接管。但從學生會和校方決議任命杏一開始,營運過程一波三折;先是杏一未與校方討論,自行與麥當勞等各廠商簽約,接著又因為杏一的裝潢未通過消防安檢,導致小吃部延遲開張一個月;好不容易店家到齊,又有學生不滿小吃部的伙食品質與價格,發起拒吃行動。

  為此,學生會舉辦網路民意調查,收集超過兩千名在校生與職員的意見,並主辦了這場公聽會,邀請所有店家廠商和學生來做面對面溝通,遺憾的是,當天所有店家都沒有出席,廠商方只有杏一的經理與小吃部管理人出席。

  關於這些風波的秘辛,請看以下的小吃部大事紀。

(一)杏一違約招進麥當勞

  在開學前的協商會議時,杏一毫無前兆地交出了一張廠商名單,而且店家都已經簽好約了,沒有協商的空間,裡面出現了速食業─麥當勞。

  時間拉回到稍早的統包商甄選,當時包括杏一在內的許多廠商為了得到經營權,輪流向學生會代表及總務長呈報自己的經營計劃,內容有裝潢、設備與希望店家名單等等;杏一與其他商家不同,在簡報時並未提出實際店家名稱,而只是提出各種飲食業的種類(飲料店、早餐、簡餐、咖啡廳……)。

  學生會會長陳慧元、議員陳為廷及多名成員指出,當時杏一的規劃中並沒有速食業這個業種,部份反速食的人因此將票投給杏一,沒想到杏一在得標後竟自己將原本的咖啡廳換成麥當勞註。「雖然當初委員以為,小吃部得標之統包商(杏一)會跟校方與學生會進行溝通,討論未來招募進來的小吃部攤商,然而實際上並沒有……」杏一是生產醫藥的公司,這是他們第一次經營餐廳統包商,學校原本期待杏一會因為經驗不足而更重視校方意見,結果非常諷刺。

  合約中雖沒有明確規定「不能招聘速食業」,但杏一約聘的店家與呈報內容不符,可屬違約;懲罰除了必須付出不值一提的違約金,超過三次時得直接解約。

  面對這樣的情況,學生會、校方、杏一的協調會召開,在會議中學生會代表們鄭重的抗議,認為杏一沒有遵守雙方的協議。總務長則表示,校內師生多數歡迎麥當勞入駐,且顧慮到與杏一解約將造成小吃部的空窗期,最好和解。

  結果杏一承諾將提供十萬元經費作補償,供學生會舉辦有關食物健康、公平交易的宣導活動,以此換取麥當勞的合法進駐。在後來的公聽會中,總務長曾表示,因為擔心杏一解約,學校有時跟杏一在同一條船上,不能全在學生這邊,面對現在的問題,清大與杏一要共體時艱。

  學生會成員金瑾表示,麥當勞進駐校園除了可能對學生健康造成影響外,還帶來了隱形的道德風險。麥當勞作為跨國企業的巨頭,破壞第三世界的環境資源,採用不環保食材,並向兒童兜售垃圾食物,近年來受到許多抗議,一但麥當勞進入校園,道德責任將由清大全體師生分攤。

(二)麥當勞影展:你來的時候有M有?

  麥當勞的背後到底隱含了什麼?為什麼能引起這麼大的爭議?趕在麥當勞的開幕日(然而麥當勞後來並沒有如期開幕),學生會和本社合作,在小吃部舉行了一系列的影展,主題包括麥當勞的勞工剝削、非人道屠宰、造成的健康危險和文化霸權。影展第三天,邀請了台大農推博士候選人陳玠廷進行《美味代價》一片的影談會。

(三)逆.佔領小吃部:

坐上你的11路公車,走出小吃部拒絕消費

  「賣100元的冷掉定食,吃起來像稀飯的焗烤和蓋飯、消失的吊扇、鎖上的大門 (在校方沉默下),麥當勞要開幕了~去吃土吧!你遲到太久了!」

  利用BBS和FaceBook發起一日拒吃小吃部活動的顏煜洋表示:「推動11/11的快閃活動主要是希望能推動持中立態度的同學們想清楚,今天要是放任廠商無視學生的意見下去,往後校園餐廳會變成什麼樣子,並希望能先引起大家的注意,至少讓這個議題開始被討論而不是只是在板上PO文抱怨。」

  由於活動舉辦得太過倉促,進行當日並未造成預期中的轟動,顏煜洋便找了6.7個有興趣參與的同學,決定更有組織性的辦一場更大規模的拒吃活動,網友更積極提出了許多想法,意圖真正「癱瘓」小吃部。後來學生會通知他們,已經著手進行相關的活動,所以這個計劃就沒有再繼續進行。

  然而拒吃活動並非全無效果,這個活動喚起了大家對小吃部問題的正視,在發給全校小吃部問卷調查的結果中,願意參與抗議活動的人數有65%,如果承包商和店家沒有拿出改善的決心,學生們絕對不會乖乖買單。

(四)小吃部問卷調查

  學生會在2011年底製作的小吃部問卷調查,一共有2118份調查結果。結果指出,小吃部在餐點價格、選擇多元性、排餐動線這三點的表現較糟糕。數據後來分別交給各店家,讓店家參考改進。後來召開的公聽會以此為基礎,希望承包商督促各店家改善服務品質。

  問卷調查的問題包括「訂價與份量」、「食物品質」、「溫度熱度」、「油膩度」、「營業時間」等。除了鐵岩飧(現已撤換為極品牛排)、紅赤丼、味珍香三家店家的不滿意項目較多以外,其他店家以「普通」滿意度項目居多。

◎期末公聽會:校方、杏一、學生 三國大會師

  經過問卷調查,學生會召開了這場的確造成影響的公聽會。除了學生會針對各店家提出學生不滿意的細項外,與會的學生們也各自提出意見,主要針對小吃部整體的問題有這幾項:

※「食物為什麼這麼難吃?還這麼貴!」

  從杏一開始營運後,校內食物以60元為標準的超標項多出了11%。是不是因為杏一對店家收取的租金較高,致使店家將餐點價格提高?杏一經理對此表示,當初的建築預算從接下工作時的800萬因故提高到1600萬,較高的租金是為了在合約期內補貼成本,更補充,店家不應該為了小小的租金差提高價格。

  問起為何經費倍增的時候,總務長指出,建築經費增加並非校方責任,校方增訂的安全要求在杏一實現後皆挪用水電費的運算補還給杏一。接著,他直接表示,即使有杏一經費去向的詳細清單,也不一定完全可信,此問題很難得到解答,可以不用問了。在場的人聽後無不汗顏。

  最後,杏一經理承諾會將學生們的意見反映給店家,也包括價格的部份。(後來味珍香的瓜仔肉飯的確如與會學生所要求的,從40元變成30元。)

※ 「到底為什麼要鎖大門!」

  原本全天候開放的小吃部已經是清大最重要的公共空間之一,在杏一開始營運後,每到晚上11點左右,大門便被鎖上,使學生必須從側門進入。杏一認為這樣不但可以降低內部設備遭竊的風險,還能增加同學的安全保障。為什麼?因為在小吃部裡面的7-11離側門較近,如果同學遇到危險,店員較能即時幫忙。

  語畢,杏一遭到學生們連續的砲轟。有人表示:「半夜使用小吃部討論作業的人這麼多,裡面也有許多住在女宿區的同學。從女宿區過來的話,要進側門還比正門多繞一段路,尤其小吃部的轉彎處很暗、充滿死角,學生反而更危險!」也有人說:「7-11的櫃檯在裡面,店員根本看不到側門好嗎?」

  對此,杏一的小吃部管理人表示:「但是距離較近還是比較聽得到呼救聲,至於路段危險的問題,我們並未考慮到,未來可能會改善該路段。」說到一半,總務長舉手打斷:「聽你們這樣討論問題,我真的覺得很丟臉,清大的治安有那麼差嗎?我保證那扇門一定會開,這個問題就這樣了。」

※ 「麥當勞違法供應免洗餐具?」

  有學生提問,為何現在店家都「不」提供免洗筷了?杏一表示,為遵守學校的規定,全面推動環保餐具,有學生接著問,那麥當勞的各式塑膠餐具怎麼說?這個問題後來在「免洗餐具的範圍很難界定」的發言中無疾而終。

※ 「藝文空間?暢銷雜誌空間?」

  原本在飲料店旁邊的區域是規劃為「藝文空間」,但書櫃中卻盡是時尚流行的消費雜誌。對此杏一承諾改進,並歡迎各種學生社團向小吃部辦公室申請使用書櫃空間,擺放刊物或宣傳。

  在會議的尾聲,有位學生說:「我知道貴公司是從事醫療相關的行業,但我們學生不是跟你們買藥的病人,東西再貴也一定要買。」在場的人都不禁莞爾,而總務長則說,在餐廳這件事上,學校強烈尊重學生意見,但依學生意見換掉上個承包商後,新來的杏一也沒有表現得盡如人意,簡直就像交男女朋友,「下一個不一定會更好」。

成大事件之後

◎死了的蔣介石要追究,活著的加害者(郝柏村、劉兆玄)呢?



文 陳為廷




  成大零貳社於二二八當日,在蔣介石銅像上潑漆、張貼成大/台南地區二二八受難者的行動,引起廣大迴響;台大學生會也發起連署,呼籲全台大學清查威權銅像,落實轉型正義與公共空間民主化,同時賦予校園空間新的人文意義。我認同零貳社與台大學生會的看法。同時在此基礎上,還要進一步提出「追究加害者責任,全面啟動校園轉型正義」的主張。


  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民主化經驗,台灣轉型正義工作的特色,就是:「沒有加害者」。南非與德國都對曾在政府中協助暴行的「加害者」有一定的審判。事實上,我們必須透過追究體制中每一個個人的責任,才能確知惡的各種手段與可能、避免惡者靠著欺瞞,持續掌握權力,並以此對體制保持高度警覺,避免憾事再次發生。也唯有每個個人的真誠懺悔,社會才可能真正和解。


  但台灣卻未曾啟動這項社會工程。以至於,在成大事件中、或當我們提及白色恐怖時,許多同學會有這樣的疑惑:「那些加害者不都死了嗎?這麼久以前的事,你又要誰負什麼責任呢?」但事實上,校園裡的蔣介石銅像只是「加害者」的象徵。「白色恐怖」是一段歷時長久的黨國迫害人民、學生人權的過程;過程中可能的「加害者」,許多都還活著,甚至安坐體制之中。


  舉個例,台灣最後一起「叛亂案」,發生在1991年的清華大學。檢調單位因為歷史所學生廖偉程曾拜訪台獨運動者史明,並在校內籌組《台灣人四百年史》讀書會,便於凌晨五點闖進校園宿舍,將他帶走,並依《懲治叛亂條例》起訴,求處「唯一死刑」。當時的行政院長,就是日前大動作強調「二二八沒死那麼多人」的郝柏村;而當時的清大校長,正是前行政院長劉兆玄。若非勇敢的台灣人民蜂擁上街,當時已然解嚴四年、剛廢除《動戡條款》的台灣,極可能就此上演一場民主逆流,重回威權體制。






  「獨台會案」或許是校園白色恐怖的極端案例。但事實上,日常的思想檢查、人權迫害,普遍存在於戒嚴時代的台灣校園中。劉兆玄或許曾在「獨台會案」中站在檢調的對立面,但他不得不面對此前幾年,對校內學生參與社運的打壓;至於軍頭郝柏村,在夸夸其談他的歷史謬論前,更應該主動向社會交代他掌政期間的政治責任,接受社會公審。蔣介石歷史責任的追究,只是台灣「轉型正義」工作的楔子;要確立台灣校園中的民主、自由價值,對「活著的加害者」的責任追討,才正要開始。

通識教育:一場關於想像的論爭

 謝爾庭/材料一二


圖:通識教育中心黎中正主任。

1992年,接近我輩誕生的年份,清大通識教育中心成立,彼時,台灣社會正重新思考大學教育的新方向。而作為解嚴後出生,全球化浪潮下長大的一代,可曾問過自己為何要接受大學教育?畢業後,世界是什麼模樣?眼下,是個變動的年代:當紅的產業,十年前尚未成形,氣候變遷、能源危機、區域整合──沒人知道,十年後世界將會走向何處。世界已然如此,若嘗試為通識教育定位,毋寧更將面對一場關於想像的論爭。所以,什麼是你對大學的想像?

三十年來,參與改革的教授們已把通識課程改頭換面,奠基於他們對未來的想像:大學教育不該等於專業教育。偏重專業訓練,忽略其他學門的連結與社會關懷,不是良好的大學教育。未來乃跨領域的年代,人類面臨的課題,需要各方知識的統合。

然而筆者認為,這份高遠理想,學生並未照單全收,反之,觀點多元並立。而不論將通識視為第二主修,大量修課,只選擇興趣相關,或甚至但求通識不要拉低總平均──種種不同想像,背後存在共同困境。首先,課程結構並未跟隨通識改革變動,使總體修課壓力大,引發高年級才較有時間修通識,或有感興趣課程卻無空堂的窘境。修課壓力降低學生的自由度,也造成理想實踐的阻礙。再者,師生期望上的矛盾與落差,始終未曾被看到並溝通,授課教師也未必都認同校方改革的理念,致使各投所好,課程品質參雜,也才會有「甜課」、「涼課」之類的衡量標準出現,及是否該要求通識平均成績的爭議。最後,清大尚未達成綜合性大學的目標,偏重理工的研究型大學中,不少通識師資常需以專任方式處理,課程需求大但師資聘任難度不小,導致熱門向度供不應求。

與通識中心的對談中,老師熱情地接待訪問團隊。對以上困境的回應,大致重申師資聘任的困難,以及大學教育必須面臨觀念上的轉向,此轉向包含學校課程規劃,但關鍵仍在學生。過程裡中心不斷說明通識教育的理想,對同學的期許,並強調辦公室大門永遠敞開;然而,這正代表過去通識場域中,學生群體的聲音並未被聽到,「交流」始終停留在教學意見調查的層次。若從通識中心的立場,問題癥結在於學生修課態度,筆者認為,不論對於以上的共同困境或修課態度:師生想像的平行無交集,才是一切背後的問題核心。

傅柯說:「要把生活當作藝術品來享受。」通識課程佔四年所學六分之一以上,若大學生活,乃至生命,真為藝術品,設計者正是我們自己。教育因應時代而變動,改革的路途上我們應當明白,大學教育不再是,亦不該是單方向的灌輸。學生有權參與這場想像的論爭,提出看法。除此之外,我們更有權檢視學校的課程內容,能否賦予學生迎向未來挑戰的能力。課程規劃上,是否忽略學生彼此的專業背景,與修課壓力。學生需要提出自己的論述,拒絕於改革中缺席,畢竟這是我們的大學生活。

然而這並不代表責任全歸校方,在此之前,承繼社會龐大資源的我們必須反求諸己,認真思索每堂課的意義與修課態度,毋忘身為大學生的社會責任,但拒絕被動地承接規定。唯有如此,在這場關於大學想像的論爭裡,我們才能宣稱:請給我足夠多,足夠好的通識課程,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我有權自由選擇,請讓我提出自己的想像。

停賽風波──談辛卯梅竹停賽三項目

◎ 吳思妤/劉佳琪/潘醇

在梅竹賽實施辦法明訂的11項競賽中,今年辛卯梅竹首度出現兩分項正式賽(足球、圍棋)面臨停賽,而女桌表演賽亦無法照常舉行。到底在這次停賽的爭議中,有什麼值得我們思索的呢?


圍棋

向來競爭激烈的圍棋項目今年意外停賽,引發兩校許多討論聲浪。停賽原因看似是因為賽制談不攏,但交大校方的干預可能也是造成此次停賽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庚寅梅竹以來不斷討論的「職業棋士」爭議,兩校始終無法達成共識,然而清大在07年便已加入一名職棋,對於08年的賽制,交大卻沒有提出任何異議。而停賽的關鍵點在於,兩校社長雖已對這次比賽的賽制達成共識,並有簽訂合約,但諮議會的決議認為此合約簽訂時無雙方梅籌在場,所以競賽規定另行協商,最終因未達共識而導致停賽。此外,有趣的是,《報竹梅花錄》(註一)記者張宇翔訪談交大傅恆霖學務長的內容中,提到校方不會對比賽合約等內容多作牽制(干涉?),且沒有實質的操作空間,然而交大社長鄭維中在討論賽制的過程中,交大課外活動組組長脫口說出「輸了就倒社」、「贏了記你兩支大功,輸了記你一支大過」等恫嚇言語。學校行政人員在賽制協商的過程中,是否真如交大學務長傅恆霖所言沒有「實質的操作空間」,令人懷疑。

足球

而足球停賽部份的主要問題在於「賽制談不攏」,過去幾年梅竹賽中,交大方認為體保生實力與一般生相差懸殊,要求清大限制體保生人數,後來進一步要求「只有一般生」能上場,以保障一般生權益及公平。但去年庚寅梅竹交大方出現了場上11名選手皆為外籍生的情形,因此清大教練陳國華對「一般生」資格提出質疑,合約規定上明指「依入學管道區分」,但依入學管道的狀況,外籍生屬獨立管道,不應歸入「一般生」辦理。

除此之外,簽約方面,清大方希望能在雙方教練在場的情況下協議出一套可長久運行的公平賽制,解決一般生、體育績優生(包含體資生、體保生)、外籍生爭議,而非每年依據彼此強弱增減而更改規定,但交大方不願出面談判,又《梅竹賽實施辦法》寫明「若超過時限則沿用大專盃」,但雙方對於沿用大專盃的哪一「部份」無法產生共識,因此辛卯梅竹在雙方皆不願退讓的狀況下以停賽作收。

女桌
     
06年丙戌梅竹桌球正式賽之女子選手爭議,在教育部性別平等委員會行文清交兩校而解決後,女子選手除了女桌表演賽外,皆能在桌球正式賽的項目中上場。然而庚寅梅竹時,就發生了女子選手能否同時參與桌球正式賽與女桌表演賽的爭議,去年交大即有女子選手同時參加兩個項目,清大桌球隊教練吳德成老師也對此表示不滿。而今年梅竹開打前,交大透過梅籌對吳老師表示,希望能比照去年女子選手可以參加兩項的辦法。對此,交大方的解釋是,梅竹賽的實施辦法中並沒有明確限定同一名選手不能重複參加兩個項目,而清大方則認為女桌表演賽的舉辦是為將來升為正式賽所做的準備,在男女選手暫列於同一正式賽的狀況下重複參加表演賽並不合理。此爭議上呈諮議會後因票數相等的僵局,並沒有做出決議,只交由兩校再行協商,但就在諮議會結束的同一天,交大教練即向梅籌表示放棄參加本次梅竹的女桌表演賽,沒有再行溝通,這次的女桌表演賽也就此告吹。

合約怎麼簽?
     
依照梅竹賽實施辦法第九條之規定,各項比賽之競賽規定應於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協調研訂完畢,具體作法則是在時限前由兩校梅籌與各分項代表隊隊長、教練協商後,簽立合約訂下競賽規定,這紙合約上需簽名核可的欄位包括了兩校的學務長、代表隊教練、隊長及籌委。然而,對於各分項競賽規則極為重要的這紙合約,其確切的簽約辦法卻讓人摸不著頭緒。以足球為例,陳國華教練表示去年在討論競賽合約時,他收到由兩校梅籌討論後擬定的合約,但在他簽下合約,還未送予交大方簽字時,交大教練又透過梅籌表示欲修改競賽規則,於是合約又再度重擬,陳國華教練如此前前後後簽下了七分由梅籌送來的合約,但這七分最後都因交大方欲修改內容而作廢,亦未送予交大簽字。可知競賽規則的合約擬定,只由梅籌各自與兩校代表隊討論後,再經雙方梅籌協商,從頭到尾沒有明確的協商與擬定流程,導致歷來爭議較大的分項合約協商過程漫長,甚至合約難產。此外,合約簽訂的方式也充滿了各方說法。清大梅籌總籌在訪談中表示,合約簽訂時並沒有規定雙方梅籌在場,該份合約才屬有效,在足球合約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到,簽訂時甚至不需要兩方教練同時在場,但圍棋停賽的爭議中,雖雙方社長於諮議會決議之期限前簽訂合約,但交大籌委以雙方籌委不在場的理由而未在比賽規則上簽字、確認,最後導致停賽。關於合約的簽訂方式,到底誰說的才是對的?若無明確的規章或其他辦法作為僵局的解套機制,未來的賽制爭議,甚至停賽仍是可以預見的!

誰的梅竹?
  
辛卯梅竹圍棋、足球、女桌皆因賽制談判無果而導致停賽,使得許多選手無法上場比賽,甚至校方有「要顧全大局」的聲音出現要求賽制應依校方提出條件談判,但梅竹賽究竟是「學校的」競賽或是「學生的」競賽?當賽制談判的基礎從公平轉為被雙方的勝負所驅使;當梅竹賽從單純的情感交流出發,變成會以娘娘腔一類字句羞辱對方的比賽,令人不禁要問,現今的梅竹賽究竟怎麼了?

對於梅竹賽的賽制談判,雖然校方得以聲稱自己「沒有籌委會、諮議會投票權」、「沒有實際介入空間」,但在校方行政的科層體制下,聲稱自己「無權介入賽制」實為可議。在籌委會及諮議會中,學務長的「列席」難道不構成對諮議會及籌委會學生的壓力嗎?再者,對教練而言校方高層是他們的「雇主」,輸了梅竹賽小則升遷受阻,大則可能面臨失去工作的危險,對他們而言可說是直接關乎「生計」。但究竟誰在意梅竹賽的輸贏?學生可能在意,但當期中考來臨,梅竹賽或許就過去了;教授或許只在意學生蹺課排票或上課睡覺;梅竹賽的輸贏更不見得直接關係到校方聲譽──或更甚者,校友及企業捐款。真正在梅竹賽中有實際利害的只有行政人員、教練和參與梅竹賽的選手(除了雙方校方提供給贏得梅竹賽的校隊、社團、學生。梅竹社團為非校隊但參與梅竹正式賽的社團,例如圍棋社,這些非校隊的社團可因此得到比照校隊的住宿權,但清大圍棋社近年才向住宿組爭取到此一權益,得有四名住宿名額,而交大圍棋社則無住宿權),而在梅竹賽無關乎校方聲譽、企業也不會因為梅竹賽輸贏而捐款的情況下,校方應對其在梅竹賽採行的舉措多作檢討,讓賽制回歸公平公正,讓梅竹賽回歸學生,讓榮譽回歸榮譽。

註一:為交大傳播科技學系、清大校園媒體小組於梅竹賽期間共同發刊之報紙,共兩刊。

是誰左右梅竹?──細談梅竹諮議會 

◎ 陳慧元

提到梅竹賽,在場上最讓大家記住的,除了校隊之外,可能就是火力班與啦啦隊;而視野轉移到場下,大家也會想起辛苦辦活動的梅工以及準備賽事的梅籌。然而根據清華大學官方網站上所提供的梅竹賽實施辦法,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在梅竹賽事的組織裡頭,還包括了「諮議委員會」。到底這個委員會是什麼?它在梅竹賽中扮演了怎麼樣的一個角色?為什麼它甚少被提及?而它又是如何影響著梅竹賽事?

諮議會的組成與運作
如果說籌委會是一家企業的經營團隊,那麼諮議會就像是董事會,擁有事務的投票權、能夠決議重大事項;因此諮議委員都須具備梅竹賽的相關經歷。現在的諮議會委員共有10位,清交雙方各5位,所有委員皆由學生擔任;通常都是由學校、或是該屆的梅籌總籌,邀請過去曾擔任過籌委會委員、現就讀於研究所的學長姐,或是學生會代表擔任。而諮議會召開時,清交的學務長為當然主席,另兩校課指(活)組長得列席,但仍只有委員具有提案的投票權。今年清大的諮議委員林民和(材料所博士班)說,若有需要任何校隊、教練的意見或經驗,則諮議會會另發邀請函;如果有人在會上並未列名卻出現,「會被當場請出去」。

諮議會於賽前召開一次,主要議程為審核預算、並確認各項比賽規則,而在賽後梅籌檢討會後一個月內再開一次檢討會議,決定隔年的賽程日期,並處理籌委所提出的梅竹規章修訂建議案。清大辛卯梅籌總籌臧傑皓(資工11)表示,賽程須於12月底前簽呈,因此諮議會多於11月中先召開一次,審核預算,兩校平均每年各出約35萬,總共70萬;而因為大部分的競賽規定並沒有辦法在第一次就確認完成,因此通常諮議會還會再召開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臨時會。

諮議會的功能
林民和說,「理論上」,賽前的諮議會是個沒有事情的單位。原則上除非賽事有重大變更,不然每年的經費報表都差不多,因此預算的變動並不大;而當籌委會有重大的議題產生,好比規則教練談不攏、選手資格有問題等,那麼這時籌委會才會將該議題向上報,讓諮議會來決定。一般最後都是以投票來表決;但如果連諮議會委員都還是沒有辦法做出決議,大概就是兩校的學務長私下邀請教練與隊長溝通、再行協商。

不過林民和也說,其實票數相同的狀況很常見;畢竟這是一場比賽。如果提案是能夠提升整體賽事的品質,那票數大概就會是10:0;但很多時候兩校的立場角度都不同,如果遇到一些狀況真的沒能達成共識,票數很容易5:5持平,這也是諮議會上最常出現的兩種投票結果;而籌委會也面臨同樣的狀況。臧傑皓就說,他覺得「諮議會和籌委會沒辦法有太大的作用,因為三分之二制(註一)讓這個組織不太能做什麼。」也因此林民和特別強調賽後的諮議會,會將今年的爭議部分再拿來談,「要不然會看到明年同樣的面孔吵同樣的事情」。

諮議會的歷史沿革
林民和表示,其實過去的諮議會委員共有14位,清交雙方各7位,其中老師教授佔5席、學生代表僅佔2席,「因為都是老師,可能多少背負校方的壓力,票數很少有變動。」一直到了96年丁亥梅竹,因前一年丙戌梅竹即種下女桌爭議(女生是否能上桌球正式賽)、還有尚未解決的體資體保生問題(註二),迫使丁亥梅竹確定停賽;而諮議會此舉引起清交學生的不滿,以學生運動應回歸學生自治為由,清交籌委連署兩校學生,至諮議會上提案,終於在戊子梅竹賽中,將諮議會委員全部改選,成為今日大家所見,委員數從各7人改為各5人、且皆由學生組成的諮議會。

其實不只是以前諮議會的委員是由老師組成,過去甚至連競賽規則都是由老師來簽約;也是後來為了避免校方太多的介入,才改成由校隊隊長來簽。現在大家可以看見,只有隊長才具有簽約權、籌委才具有提案權、諮議委員才具有表決權,這些人都是學生;但是,儘管這些權力都在學生手中,學生真的自治了嗎?

諮議會的現況
清大諮議委員林民和說,其實清大一向蠻尊重學生自治意識,尊重籌委會也尊重諮議委員的意志;不過梅竹賽另外一方,「交大那邊如果跑掉(票數)了,表決完校方行政人員就會去關心一下。」也因此他說,從他甲申年(93年)進梅籌、一直到進諮議會以來,比較多的情況是清大投了廢票,表示不贊同,而交大那方較少跑票。關於這點,梅籌總籌臧皓傑表示,交大比較特別的點,是課活組組長是由體育老師來當,另外梅竹賽的成績似乎也會影響到交大體育老師的考績、還有梅竹賽獎勵辦法(註三),所以對於梅竹賽可能會比較看重;相較之下,林民和說:「清大沒有(補助),教練大多是在乎勝負但不會太執著於此,『又不是打贏了有錢拿,我幹嘛被侮辱?』很多教練都說過。」

雖然有的人會覺得諮議會沒有實權、沒辦法做什麼,因為吵不攏就吵不攏、沒有解決就沒有解決,不過林民和表示:「要說它權力的話,就是它的決議是不容變更的。」舉個例子來說,好比雖然現在是由隊長來簽約,但是隊長練習時仍舊跟教練朝夕相處,說穿了隊長也不敢與教練意見相左,但「今天如果諮議會定下這個決議,就往下(梅籌)發,教練就算千百個不願意也要照做,如果不做,今年就算棄賽。」林民和繼續說:「諮議會成員資歷比較身,比較沒有校方壓力,立場可以比較超然。」  

你對梅竹賽的想像是什麼?

臧傑皓說,「清大籌委會這邊,基本上是校隊說什麼,我們就去爭取看看,」但兩校目前的狀況,「我覺得比較像是政治角力。」林民和也表示,「交大那邊比較會斤斤計較;而當一方斤斤計較,另一方也會(開始計較)。」對於梅竹賽的現況,他說:「梅竹賽就是淪為一個兩學校之間對勝負的執著,教練也是。如果是友誼賽,應該不會在規則上爭執;雙方將最好的表現出來就好。」
 
 丁亥梅竹籌委會在當年的停賽聲明(註四)中就曾表示:
 這幾年來之梅竹,表面上總是辦的風風光光,不為一般同學所知之背後,其實每年都面臨到停賽的危機,每年梅竹賽前之協調及籌備工作,實為兩校站在對自己有利之角度下,做利益條件之交換。美其名籌委會為梅竹賽主辦單位,但實則淪為兩校中實際能影響梅竹賽決策之某些人的傳話工具。梅竹賽本應為單純兩校同學間的學生活動,遺憾的是,許多事情,身為學生的我們仍無力去做任何改變。

儘管現在的諮議委員已經全數由學生擔任,然而今年所爆發的圍棋、足球停賽爭議,顯見欲落實梅竹賽中的學生自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清大這邊的籌委、諮議委員、或學生會能不能有更多作為?交大那邊的相關行政人員能否改組、獎勵辦法是不是能更動?我想,為了打造一個讓清交同學都會深刻難忘的君子之爭,對於清交兩校,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註一:參考梅竹賽實施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註二:請見〈學務長的一封信–關於梅竹〉http://my.nthu.edu.tw/~secretar2/pub/149/1/3.pdf

註三:請見「國立交通大學梅竹競賽獎勵要點」:http://sport.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12/admunit_basic/l_view.php?l_id=63

註四:請參見BBS楓橋驛站nthu校園板〈丁亥梅竹賽停賽聲明〉(檔案#A12QS5ML)一文。


梅竹賽歷史的空白──談一度停辦的梅竹賽

◎ 陳其/莊重遠

[編按]
翻開梅竹賽歷年的紀錄,很快就發現在1984年到1987年是空白的。我們很好奇這當中發生甚麼事,使清交兩校學生視為理所當然的梅竹賽出現了停賽的選項,而且一停就是三年。
  
我們很榮幸的訪問到當時擔任代聯會秘書長(似現學生會副會長)的資深媒體人,動機87級的黃創夏學長為我們講述那段中斷的梅竹史。

「全」力以赴的梅竹賽

   
梅竹賽在當年是個熱門的話題,也幾乎是除了課業以外唯一話題。

上課以外的所有資源幾乎都拿來為梅竹做準備。所有社團都被組織到梅竹賽底下,辯論隊、康樂隊、服務隊、英語演說、海報隊……,好像所有的學生都是以「梅竹賽」勝敗為己任。甚至在入學的新生都要參加的迎新營中,把所有新生的資料調出來,並把高中時期有社團組織經驗的新生都編入「第七小隊」,而帶領這個「第七小隊」的學長姐都是曾經或是正在籌辦梅竹的幹部,希望把這些新生訓練成下一屆籌辦梅竹的人。當時清華的課外活動預算一年一百六十幾萬,全部都花在梅竹賽上,限縮了很多社團發展的自主性。至於交大,只要是入選為梅竹賽的選手。都集中住宿、統一管理。交大校長還會跟他們一起去晨跑、訓練體能,可見校方的重視。
   
在如此的校園氛圍之下,大家都覺得梅竹賽是我們的事。很少人會去質疑為什麼要辦梅竹賽,更沒有人敢批判它。大敗敵校成為最重要的事,清交都注入全校資源於這場「交流」上,這場交流的勝敗,不只是勝敗而是傾全力的面子之爭,梅竹賽變成一種「團體的」、「總動員的」兩校活動。

校園裡的多重氣候

在敘述1984年開始的停賽事件以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當時校園內外複雜多元的各種氣候。1983年的梅竹賽,清大以「十比一」慘敗給交大,全清大視這次梅竹賽的失敗為啟恥大辱,都誓言雪恥,所有人提及這件事無不咬牙切齒,
望來年可以再取回總錦標。

而在同一時間,校內也正在籌劃另一件大事,就是「人文社會學院」的計畫。過去在北京的清華是沒有理工學院的,而是國學研究所。當初梅貽琦校長構想把台灣的清華發展成理工的專業大學,如此一來,到反攻(大陸)時,帶回去就可以完成一個完整大學。不過社會上大概都知道回不去,所以開始籌組現在的「人社院」。

學校為人社院請了李亦園、張茂桂、傅大為等當時主流的人文學科學者來清華,預計花四年完成籌備。而學校也很希望可以回復當年國學研究所的傳統,人文氣氛開始在清大蔓延。時任工學院院長與理學院院長的李家同、沈君山也很開明,認為學生應該多元的思考,清華出來的學生不應只是單一面向的「機器人」,不斷鼓勵學生要去重新探討大學是甚麼。

民國七零年代是學生運動盛行之際,從龍應台的「野火集」到台大的「自由之愛」事件。一連串的討論與行動都在這一時期展開:如要求教官退出校園、在立法院提出大學法修正草案等。學生意識到自己是被壓迫的一群,要求學生自主,並積極地關注與參與校園議題。校園內也出現許多刊物討論學生議題,像是雙周刊、清華人等,也有對梅竹賽提出反思。

1984年的梅竹賽,便是在這樣多重又矛盾的氣氛下開始籌辦。但是大家(當時籌委會)漸漸覺得「有點怪」,既希望清大學生要有人文素養,那怎麼又以集體訓制化的方式組織梅竹賽?傾注全力的梅竹賽真的是上大學的唯一意義嗎?這是學生的比賽嗎?這些問題都在互相衝擊著,但是沒人敢講。

「我們在幹嘛?」──對梅竹賽的質疑

1983年底,黃跟著學長們一起參與了1984年梅竹賽的籌委會,該年輪到清大主辦,主席一人,兩校各七名籌委代表,加上黃擔任的行政祕書,這十六個人就在複雜的多重氣候及多年的歷史情仇中準備起了梅竹賽。

籌委會每次開會,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想要在會議上為自己學校爭取多一點好處,除了學生籌委們會在會前開會前會沙盤推演外,也會與師長們開會討論,甚至在開會的途中也需要不時要打電話給校長、主任們報備會議結果或請示決議內容。為了取得會議上功防的優勢,兩校籌委會還請台大的學長來教授議事規則、談判技巧。而攻防的細節都在比賽規則如何才能「最公平」,例如釘鞋的釘子應該有怎樣的規範、拔河隊制服在腋下的那塊布要用甚麼材質,要用哪個實驗室檢驗,確認摩擦係數雙方一樣,以免失公平。

如此細瑣又無止境的會議讓當時清、交的學生籌委感到疲憊,有點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戰。就在1984年的一月,十六個學生在綜合大樓(現行政大樓)裡的會議室裡從前一晚七點一路開會開到天亮,十幾個小時不間斷的對峙、鬥智。突然在一個細節上談不攏,討論就這樣卡住了,耗了幾十分鐘之後,交大總幹事說要去上廁所,暫時離席。清大籌委趁機開了一個玩笑:「找你們校長問清楚啦!不要尿遁!」就這個玩笑讓雙方有了一點口角,氣氛也從原本僵硬冷靜的議會對峙變成衝突火爆的出言不遜。

此時,清大的一位籌委,突然問:「我們到底是在幹嘛?沒有梅竹賽難道我們就不是同學了嗎?難道就不是鄰居了嗎?」這麼一句話讓在場其他十五個人都愣住了,好像被甚麼東西點醒了。這一句話讓原本劍拔弩張的氣氛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冷靜得回想這半年來「我們到底在幹嘛?」。清大的謝瑞龍學長做了結論:「仇恨太多了,恩怨太多了,負面記憶太多了。我們能不能讓這些看過梅竹賽恩恩怨怨的人都過去,四年都不要再辦梅竹賽,等他們都離開了,再復賽。」時任主席的洪廣朋學長馬上呼應,交大代表也齊聲叫好。最後,那年梅竹賽就以雙方籌委會下次會期定不出來,無期延期做為梅竹停賽的理由。

一停就停了三年。在這期間,原本課外活動組辦梅竹賽的預算全部被釋放出來,清華的學生跟社團不再只為梅竹賽而活。大禮堂多了更多預算可以添購設備,成為全新竹最高級的演展廳。代聯會也有餘力舉辦更多活動。學生關注的面向也更多元,有人投入環保運動,有人投入工廠抗爭,有人在李亦園、張茂桂、傅大為等老師的帶領下,接受人文氣息。

梅竹賽的意義

我們回到梅竹賽最初的理念,是模仿牛津、劍橋大學划船比賽,意在兩校交流。但是從一開始「梅竹」、「竹梅」的擲硬幣決定名稱的爭辯,一直到現在校方介入、兩校互相仇視,好像梅竹賽本身的意義已經被遺忘了,被扭曲成相互集體的對抗,藉由樹立敵人凝聚內部認同。

所以,或許我們要暫時冷靜一下被梅竹賽燃燒起來的熱血,重新思考這場比賽對我們的意義、跟原本最初的想像。

曾經,「清大是國民黨開的!」--訪物理系89級符永遨

    口述:符永遨(物理系89級,現為高雄小港高中物理老師)
    採訪記錄:陳為廷、孫致宇

「去年四月,畢業二十年後學校邀請校友聚餐,我們物八九的這群人坐在那邊,我遠遠就看到如今已經是副校長的葉銘泉,他的眼神跟我對到,但是遲遲不敢過來敬酒。他整場到處敬酒,就是獨獨沒有繞過來我們這邊。……
  
「你們或許很難想像,但當時,清大的確就是國民黨開的!」親身走過八零年代末,參與新竹社會運動,也在清華與劉兆玄、沈君山、葉銘泉等人所掌控的國民黨校園控制系統鬥過的符永遨學長對我們這麼說。

他們究竟怎麼從那樣一個高壓、威權的年代,在清大衝撞出一個今日相對自由、民主的校園與社會?

且聽符永遨學長說起……
  
李長榮事件 喚醒社會意識
  
1985年進大學,是物理系八九級的學生。當時,台灣的大環境很糟糕。還沒有解嚴、蔣經國還在。當時,反攻大陸已經沒人相信了。國會都是中國來的老國大在把持。那時他們已經很老,進國會都是護士推輪椅提尿袋在開會投票……國民黨控制老國大,台灣人在政治上完全沒有發言空間。

同時,台灣的社會力也就要解放出來。

碰巧,全台灣第一個因環境公害所以引起的居民「自力救濟」行動就在新竹發生──就是李長榮化工廠事件。那個工廠現在還在,就是東門那個天橋直直走下去,會看到一個中油的油槽,就在那附近。李長榮來新竹是要生產有機溶劑。那生產過程很臭、有魚腥味,當時我住義齋都聞得到。學校裡的學生只是偶爾風向轉過來的時候聞得到,但附近居民已經受不了了,嚴重到小孩在路邊聞到就昏倒。

當時戒嚴,農家都不敢說甚麼。但李長榮好死不死惹到清大北院宿舍的教授。北院前幾年拆了,當年那塊宿舍區離李長榮很近。那些教授受不了,去跟李長榮、地方、中央政府講,但沒人理。後來農民也受不了,載砂石去,倒在李長榮工廠門口,強迫他封場。官方一度派人來抽驗水質,但李長榮竟然賄賂官員,將採樣掉包,測出來完全沒問題!

水源里農民馬上暴動,準備跟李長榮長期抗戰。他們展開了為期一年多的圍廠抗議,每天排班堵在工廠門口,不讓他開工。

「校外農民快活不下去,校內梅竹還在比來比去!」

那是在我們大一下學期的事。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正在打梅竹賽。

我們物理系的大一都住在在義齋,常常聚在一起討論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府到底在幹嘛。義齋就在清交小徑旁邊。當我們在討論國事的時候,就會看到窗戶外面的清交小徑上,不管是我們這邊過去打比賽、或是他們那邊過來,輸的就在叫囂、贏的就一直歡鬧。我們看了就一直搖頭。一公里外,有農民快活不下去,正在抗議。而這些清交學生拿了國家資源,在這邊一天到晚比來比去,畢業了一拿到錢就出去國外、不再回來。我們到底在幹嘛?這不是很可悲嗎?

於是就在梅竹賽開始的那一天早上,我們騎著腳踏車下來,一路溜到水源里。到了現場,看到一群老農民就在廠房旁邊睡覺,睡眼惺忪看到我們來了,說:「學生啊──開始跟我們講他們有多苦多苦。

我們後來思考,他們可能沒辦法系統地講述面對的困境、很難直接應對媒體,我們受過一些基礎訓練,應該可以幫忙作些有系統的整理。我們團體的名稱就取作「物理系八九級公害觀察小組」,當時我們系上約有四十五人,將近有一半的同學積極參與。但系方並不知道這件事,系主任也不知道。

我們開始有些人去蒐集報紙、有些人找專業老師,找一個交大土木系的教授問井要怎麼打、評估怎麼。調查完以後,我們想到的第一步就是在學校辦公聽會,讓學校、里民、清大教授,直接給李長榮壓力,這也是給水源里人一個精神上的支持,讓他們知道,不是只有你們受苦──清交都知道!媒體記者一來、清大學生一介入,事情就不太一樣了。

原本學校還不讓我們辦,我們找了李應元當後台,請他作主持人還找了人社院院長,其他有力人士我們都找遍包括當時還是物理系教授、國民黨開明派的沈君山。後來就順利舉辦。我們座談辦在「一講堂」(今合勤演藝廳)。座無虛席,走道擠滿,外面都是人。

辦完座談會之後本來高興了一陣子,但之後又沒用了──到底知識份子講話有什麼用呢?我們不禁這樣懷疑但在辦說明會的過程中,我們才學會一件重要的事──對這個政府與國家產生質疑。我以前念高中還寫過國民黨多偉大、說這是個多麼大有能的政府。可是你到水源里一看,一切就被拆穿了。如果這個政府真的像宣傳的那麼全能,為什麼還有人過著這麼慘的生活?

學生間諜、控制系統、懲處 「學校是國民黨開的!」

宣傳活動的過程,也是我們第一次有系統地開始在海報牆上張貼一些批判訊息、與宣傳。我們先是貼一些小報紙,在水木餐廳外的小海報牆的「言論廣場」版面上開罵。批判的對象有很多。包括當時的學生代聯會(「學生會」前身),以及女聯會(宋美齡主持的「婦聯會」校園分支)。這些學生社團多被國民黨所把持,幹部都是國民黨所培植的學生,負責控制校園。國民黨的黨內活動就直接在校內開會,一堆學生在宿舍當幹部的都是「老K」(KMT,國民黨英文簡稱),我們都被他們監視。

我們才慢慢發現,原來學校是國民黨開的!

那時候,訓導長就是葉銘泉。去年四月,畢業二十年後學校邀請校友聚餐,我們物八九的這群人坐在那邊,我遠遠就看到如今已經是副校長的葉銘泉,他的眼神跟我對到,但是遲遲不敢過來敬酒。他整場到處敬酒,就是獨獨沒有繞過來我們這邊。

回學校後,我們的目標開始走向政治性。因為我們知道根本的政治問題不解決,遑論校園的自由化、與社會公義。當時,台灣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國會改選」,吵最兇的是民進黨的立委朱高正跟尤清,我們一不做二不休,就打算把他們請來學校演講。

舉辦國會改選演講 劉兆玄百般阻撓

我們本來找一個「觀瀾社」的同學代替我們去申請場地,但課外組後來發現那個活動有「物八九」的人要合辦。國民黨的學生特務告訴學校說,我們要找尤清朱高正來。校方就以「與社團宗旨不符」的理由,說這是政治活動、不准我們辦。但組長明明已經簽名、我們核准單已經拿到。於是,我們就告訴他,「你若敢這樣搞,我們就照辦!如果你不借我大禮堂,我們就在大禮堂口辦!我們一樣把尤清、朱高正找來!」莫名其妙,說我們不能辦政治性活動,那你們國民黨直接在校內開黨團會議,又算什麼呢?

跟校方下最後通牒以後,就開始密集地為演講作準備。壓力相當大,那一個禮拜,我們每天從入夜開始討論到凌晨一兩點。我們不像台大學生有充足的運動經驗,花了很多時間設想各種狀況,怕國民黨會找抓耙子學生去現場鬧場、或故意製造暴力事件。好玩的是,每天討論到兩三點從校外走回學校,經過行政大樓的時候,就看到校長室的燈也還沒關──他們也在開作戰會議!

演講前幾天,他們實在沒轍,就又找沈君山來協調。他把我們叫去研究室,說,「你們啊!想跟朱委員尤委員聊天,透過我就好啦!想跟他吃飯,約一約就好了嘛!」反正就是一副公子哥、跟我們打哈哈的樣子。事實上我們知道劉兆玄壓力很大,沈君山跟我們談了很久,知道沒辦法說服我們,於是臉就沉了下來,臨走前跟我們說了一句:「那就請你們記得,不要違反校規,注意安全。」

一直到最後面,全校都緊繃。連交大也都傳開。

劉兆玄只好透過國民黨跟尤清朱高正講,大意是說:「我知道你們要來學校我會學生這個活動,可以讓你們在室內好好講,但是你們不要當天來、不要在風頭上辦,可能造成太大的學生騷動。隔一個禮拜再讓你們到講堂裡面好好去講!」尤、朱聽了以後,也打給我們,說:「你們現在鬧得很僵喔?」說是怕我們被記過。因為學校也表達出強硬立場,只要帶頭的都記過。於是我們想,既然劉兆玄都退一步了尤清朱高正也可以進來,那我們就接受。

原定演講那天,我們還是跟擠滿的學生作解釋。從大講堂前面那個水泥地,一直到成功湖旁邊,全站滿了學生!我站在講台上拿麥克風跟大家講我們為甚麼要關心這件事?為甚麼要改選?台灣當時需要甚麼?講到最後說尤朱不能來、又說下禮拜他們會來,講妥時間,就結束。沒發生甚麼事,前後大概二三十分鐘,大家都散了。

「清華必須帶頭撞出一條血路!」

他們來演講那天,我記得,七點才開始,媒體記者五點就來了,各大報的台北記者都來。這是他們兩個第一次進校園這個題目的演講。在水木咖啡屋,記者圍著我們幾個。《中國時報》有個女記者問說:「你們為什麼要冒這個被記大過的危險?現在政治慢慢慢慢地開放,這個事情不就自然可以了嗎?你為麼要現在冒這個風險?」但我們覺得,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威權體制正在鬆動,清華必須帶頭撞出一條路來。

演講辦完之後,我們又靜下來想之後要做什麼?我們覺得清大的學生還是很保守,應該要在學校辦不同的運動於是就有了環保社(以物八九成員為主)和台灣研究社。台研社是想以台灣文化去反省;環保社是以環保為主軸,其實暗自政治運動。

那時我們大四在外面租房子,還辦了一個《清平調》刊物。那真的是一份「地下刊物」,都在半夜一兩點發,還聘工讀生,每間寢室都塞。那時總共辦了四期、五期,大家都很窮,還是湊錢去辦。可惜刊物沒有留下來。

學生檢舉小吃部貪汙 劉兆玄包庇教官

後來學生們都大概知道物理系有我們這群人。有一個電機系的不怕死,受到我們影響,很有正義感。他在小吃部吃飯,跟攤飯聊,攤販說要進來賣東西教官要抽成、賺錢很難,問我們怎麼辦?我們就叫他弄麥克風再去跟小販聊天,就真的錄到要送麼回扣、三節要送什麼禮。他是說是教官抽成啦,但我覺得總務處可能也有份,教官主要是有檢查衛生的權力。

他就放錄音給我們聽。我們給他的建議就是,直接放到《自立晚報》上,看劉兆玄面子怎麼拉!讓社會人知道教官在學校幹甚麼事!台大那時也在喊「軍人退出校園」教官在學校貪汙,應該叫他們滾出校園去。但他覺得我這樣做會傷害到學校,應該要把錄音帶交給劉兆玄處理。我說,你腦子壞了?劉兆玄是官派的校長、國民黨的走狗怎麼可能處理?

結果他真的把錄音帶交給劉兆玄。劉兆玄還讓教官知道這件事情,讓那個學生在畢業前沒有過過安寧的日子。教官一直找他麻煩,他住宿舍一天到晚被問候。他後來躲到美國去,覺得台灣這片土地沒救了。

其實他真是搞不清楚,因為劉兆玄本質是國民黨派來的官!他心裡根本沒這個大學,清大只是個跳板,他怎麼會讓你搞壞清華校譽呢?這個事情蹦出來,叫劉以後如何升官?

謹守戰鬥位置 不忘純粹熱情

這樣一路走下來,對我們班上跟那幾屆的清大學生有很深的影響。我們很多人在經過這些事情後,發現沒有辦法再回到物理……對我們而言,這個社會、國家的種種,已經沒有辦法用單純角度去看。雖然我們是物理系,但後來有三個去當律師、有人改念社工我自己則是希望能夠教書,去改變台灣的學生也有學弟開了公司,資助民主運動、也培力他的員工少數人進入政黨工作。

二十多年了,清大的學運參與者雖然不像台大那樣在政界佔有一定位置,但我們都還在用自己的方式跟這個體制搏鬥。二十年前在清華的那些青年時代的純粹熱情,我們都並沒有忘記。

一個大一 小Gay 的心路歷程


   徐豪謙
     
家裡、學校、電視上面,從來都沒有一個人告訴我們一個男生喜歡另一個男生是怎麼一回事,也不告訴我們一個男生有喜歡另一個男生的可能,所以當我國二開始意識到自己會注意男生的時候,我幾乎是手足無措的,我很迷惘,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直到升國三的暑假,在網路上瀏覽到同志交友網站,才讓我毅然決然地覺得,是時候了,該踏進這個圈子了,但在我決定要踏入同志社群之前,沒有人知道我度過了一整年漫長的掙扎期。這一年我不斷說服自己只是欣賞人家五官好看,我努力抑制那股砰然心動、臉紅心跳的感覺,我努力地看著AV女優的身體試圖獲得一絲快感,但我的眼睛卻還是不爭氣地轉移到男優身上。

而在我開始認同自己的同志身分之後,我很幸運地很快就遇到了我的第一批同志好友。而上了高中之後,也因緣際會地進了台大的男同志社團,也跟著他們參加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同志大遊行,我不再對自己身為同志這件事感到羞恥,而能驕傲自在地正視自己的同志身分。在台大GCGay Chat)裡面,我得到了許多在學校裡得不到的社會支持,對我的同志認同有許多正向的幫助,或許這也是我在高三的時候可以成立高中生制服聯盟的力量來源。

當時身處的高中校園,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們,更是不時以嘲笑同學散發出的任何一點陰柔氣質或是調侃別人的性取向以證明自己的陽剛,雖說這只是青少年次文化中習以為常的一環,但它的的確確傷害了同志族群以及陰柔氣質的學生們,更糟的是,同志族群往往只能啞巴吃黃蓮,礙於社會對同志的污名不敢貿然出櫃,被罵了也不能還嘴。有鑑於這樣的環境,2009年的同志大遊行中,我從拓網交友(男同志交友網站)、PTT gay版等各大同志網路平台號召了近20位學生穿上高中制服走上街頭,走上南陽街、公園路與人聲鼎沸的西門町,舉著戲謔的口號「高中生!你的同學是死GAY!」,讓高中生同志被看見。

然而同志族群似乎沒有因為一年一度的遊行讓生活處境變得多好,20102月的台北市教育局公文事件,政府官員認為「你是不是同志」這件事要等你成年後才能決定,完完全全否定了青少年有認知到自己的性取向不是異性戀的權利。當異性戀的青少年看著A片興奮地打著手槍的時候,為什麼這個社會沒有問一句:「你還太小,你長大後再來決定你要不要當異性戀比較適合。」;在整個社會都是異性戀資訊的時候,同志族群要認同自己的情慾有多麼困難,但青少年同志卻連認同自己情慾的權利都沒有。情慾是多麼自然的一件事,但為什麼同性戀與異性戀的情慾在這個社會上卻是受到差別待遇的呢?

身為一個同志,當時聽到學生會願意以清大的名義參與同志大遊行,其實心中是滿感動的,但在學生會的訴求說明暨座談會結束後,楓橋上也出現了相關文章覺得學生會以清大的名義參加同志大遊行會讓清大學生被「貼標籤」,甚至還有推文說「同志好噁心」,這些害怕被貼標籤的同學口口聲聲的說,只是不想被貼標籤,但在他不想被貼標籤的同時,是否就是對同志貼上了一個標籤呢?而這種不作為,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壓迫呢?

很多人可能會認為現在同志的處境已經很不錯了,但是,這樣真的就夠了嗎?在今天,我們仍在這個校園中聽到有人拿陰柔氣質與性取向來開玩笑,從最近的梅竹火力班事件可見一斑(詳情見楓橋版〈我是娘砲運動員〉一文)。即使沒有具體的霸凌事件,同志族群依然要成為大家取笑、辱罵的對象,離開校園,同志族群仍是無法享有許多異性戀族群所享有的公民權,大眾傳播媒體、律法制度再再地將同志族群排除,這樣的差異,我們又怎麼能說一句:「我覺得同性戀跟異性戀沒什麼不一樣,只是喜歡的性別不同而已。」,無法正視這樣的差異,或不作為,不只是一種偽善,更是一種無形的迫害。

同志社團在清交─交清BLG社的發展與現況

 
 ◎ 陳其

     受訪者:小胖 /記者:陳其、魏揚、孫致宇、徐豪謙
受訪者:百齡 /記者:魏揚

如果,每十個裡面就會有一個人喜歡音樂,那麼一所大學裡就會有一大群人組成許多音樂性社團;如果,每十個人裡面就會有一個人喜歡運動,那麼一所大學裡就會有一大群人組成許多體育性社團;如果,每十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人並非(只)喜歡異性,那麼一所大學裡也應該會有一群人組成關注多元性別議題的社團。略觀台灣各大學的相關社團,有成大的TO‧拉酷社、東吳大學同志合作社、中正酷斯拉社、彰師大性酷社、台大男同性戀研究社等,那清大與交大是否也有相關的社團?

交大第一個正式同志社團──BLG的創社過程與活動策略

2008年六月,交大第一個同志社團──BLG社正式成立。社團的籌備是從2008年春天開始,最初籌備社團的有三個人,分別是負責行政方面的Duncan、辦活動與課程設計的百齡以及論述基礎的小玉。

在與百齡的訪談中,他提到雖然他有成立社團的想法,但還沒想到要將之實踐;是Duncan有實踐的這個想法,而找他來一起做,然後他才去找了小玉來。當初三人是各司其職,Duncan跟學校交涉,以及跟學聯會打交道;百齡他自己是辦理活動與穩定社團;小玉則是負責撰寫創社宗旨、目標等論述,以讓社團申請能順利通過。

對於辦理活動,百齡想了一些策略:找其他學校的性別社團、同志社團,了解他們的做法,也向交大的諮商中心詢問了很多意見。但後來他覺得,直接挪用某個做法是沒有用的,因為各學校各社團所用的做法都是切合了社團所處的環境,那是一種互相哦磨合的結果。所以他後來就不是挪用,而是將這些做法整理,再去找出一個最適合在交大使用的綜合做法。

不過,有時活動本身的設計就會有一些影響。以創社初期上的一堂有關健身的社課為例,參與的人就非常少,可能是因為這堂課被塑造的太嚴肅,是直接面對面的互動,不像電影欣賞這樣別人可能看不到你,而你隨時都可以離開,這造成了社員可能會有一些不安而不敢來。百齡說,如果是現在來辦這樣的社課,一定會有一堆人來吧?因為後來的社員就不會有這種不安的感覺在了!

此外,活動與學術本身是個兩難的選擇,如果把活動辦得既學術又活動,相信不會有多少人想要來。社團的活動也因此有了因應的方式──每週固定一個時間為社團活動的時間,有的時候拿來上社課,而有的時候可以是大家帶著便當來聊天、談論功課或是個人的經驗等;還會有不定期的大聚餐,讓平常沒辦法參與的人能夠參與。

社團的理念與轉變

剛創這個社團時,即有過一句話:「我們不歡迎所有的同性戀」,例如本身過得很好的同性戀,「我們是歡迎那些有需要的人。」

一開始,由於社團的社員不多,因此會很注重每個人的狀況以及隱私,例如了解社員的背景,住在哪、念什麼科系等。百齡他相信每個人對於自己身分的認同,城鄉差距是有很大的影響的。同樣在同志之中,還是會有所謂比較優越的一群人;像是從台北下來念書的同志,他們就有很多的資源,因為假日就可以直接回去,不像住很遠的人回不去,而在新竹也沒有同志相關的資源。

後來,由於社員開始多了,注重每個人的狀況變得有些困難。百齡指出後期社團運作出現了一種狀況:可能有的人進來一陣子後就又出去了,而大家也不太會去注意到他為什麼要離開,好像社團的路變得窄了一點,雖然社團很多人,不過都是老社員了,無法吸引到當初所歡迎的、有需要的人進來。

現今社團運作

除了既有的迎新、聚餐、版聚與社課等活動外,亦有到高中的課堂宣傳。之前有竹女的老師來找BLG社,希望可以到竹女上一些有關同志的課程;現任社長小胖覺得也正好用這次機會,讓高中的同學能夠瞭解同志是什麼。「有時候,大家會怕同志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討厭同志,而是他們對同志不了解。今天就是需要有同志站在他們的面前,跟他們談同志,」小胖這樣告訴我們他課宣回來的想法。

至於以後有沒有可能也在清大成立一個BLG社或是同志社團,小胖表示目前沒這個打算,而且看起來也不太可能。首要是因為現在交清BLG社有很多清大的社員與幹部,如果回來創社團,好像就要分道揚鑣似的,且之前其實有申請過,但卡在登記名字的問題,由於個人隱私,希望可以登記暱稱就好,但課指組並不允許,需登記本名,只好作罷。

由於社團活動常常都會有清交兩校的同學參加,且社團幹部也不僅限於交大的同學,所以交大BLG社也不僅僅是交大BLG社,而是交清BLG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