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學雜費調漲方案出爐 學生癱瘓公聽會抗議
十月三十日，教育部在台中進行了第一場大專學雜費常態性調整方案的公聽會，方案指出未來各公立大學每年新生學費可調漲最高10%，而私立大學為5%。當教育部官員準備說明方案時，不滿學費調漲的各校大學生占據主席台，輪流分享彼此的經驗，並提出三點訴求：
一、反對學費調漲，且應逐年調降
二、檢討現行教育資源分配並透明化
三、對資本課稅以擴大公共教育經費
他們也提到，教育部在方案研擬過程中毫不尊重學生代表以及學生意見，更在標準程序外自行擬出草案，直接進行公聽會，使學生沒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國教院長見公聽會無法按計畫進行，離席表示抗議。
事實上，相較於日、韓、美、法、比利時及澳洲等國家的公立大學，台灣學生負擔的學費佔學校收入比例明顯較高。這主要是因為台灣政府編列的教育經費相對較少，使各大學不得不自己「開源」的緣故。大學做為一個高等教育機構，其運作成本絕非學生所可以完全負擔。以學費較高的美國為例，他們視教育為國本，分配了較多的資源在教育上，其頂尖大學的學費即使超過台灣十倍以上，占學校收入比例仍不及台灣。學費占收入比例高，通常也是教育體制不成熟的表現。
在上一波的學費爭議中，清大校長陳力俊曾經表示，在向教育部爭取教育經費無法得到正面回應的現況下，清大漲學費是勢在必行。註1但以清大今年的收入為例，即使漲足10%學費，也僅能增加1%總收入，對校方來說只是多增加極少部分的資金，仍得另覓他法擴大自籌經費。
而最近有意推動的大學法人化方案，簡單來說，就是讓大學朝企業化經營的方向前進，同時也將漲學費的權力下放給學校。若仔細檢視，就不難發現這一方案是為了要因應大學數量急增，不想多增加補助經費的教育部，讓各大學自行籌備資金的方法。提出大學普及化的教育部，卻又想盡辦法大學自籌經費，在政策邏輯上相當自我矛盾。
抄近路的學雜費調漲方案
教育部從去年開始研擬的學雜費調漲方案，身為學生代表參與教育部會議的清大研聯會長張道琪表示，這次方案形式上由教育部召開的小組會議進行研擬，此小組的成員有教育部、國教院官員、家長聯盟及學生代表等各方人士，但教育部卻繞過了正常程序，另外召集一個工作小組研擬了完整的草案，在這場會議上「報備」，原本就是少數的民間與會代表完全沒有參與的空間。
談到身為學生代表在這個會議中的處境，張道琪表示：「每次有人提了不同的意見，就會有人用像是『那這裡我們有個共識好不好？』的話來強迫你合作，但我們根本就沒有共識啊！」
價格＝品質的迷思
較高的學費，真的能讓我們的教育品質變好嗎？以過去二十年來看，提高學費多半是為了彌補政府教育經費的停滯或減少，長遠來說，學校經費會不增反減，遑論教學品質的提升。此外，像清大這種「頂尖」大學，為了擠進百大，爭取五年五百億，將大部份的學校經費挹注於浮濫的研究競賽，對學生的學習恐怕很難有什麼直接幫助。學校應該公開財務資金運用的流向，以確保學生所繳交的學雜費，確實用於教學品質的提升及改善，而這項也是學生抗議當天的三大訴求之一。
會議中教育部曾經表示，提高學費可以讓台灣的大學生珍惜教學資源，更加努力向上。但若我們以引領歐洲的德國為例，就能發現這個論點的荒謬之處：德國的大學是不向學生收取學費的，每學期僅需繳交巴士交通費、學生會費約500歐元（約台幣兩萬左右），台灣的大學生有因此比德國的大學生更為用功嗎？如果這樣的邏輯合理，或許現在清大校內餐廳的飲食漲價，是為了讓我們更珍惜食物吧！
公立大學學費低得不公不義？
這次的調整方案的一個重要基礎在於，教育部認為公立大學的學生普遍家境較好，學費卻較低，是一種「不公不義」，於是設定公立大學新生的學費調漲上限為10%，私立大學為5%。但國立大學難道就沒有家境較差的學生嗎？就申請弱勢補助的學生來說，國立大學有8.95%，私立大學有12.52%，這樣的比例其實沒有如教育部「想像」
的如此懸殊。若真要落實重分配，學生在公聽會提出的方案，透過所得稅或者資本稅來進行改善，才是落實公平正義的根本之道。
未來三場公聽會結束後，此大專學雜費常態性調整方案將會進入教育部外的程序，由行政院院會審核，並交立法院修改通過。
註1
本社曾經去函希望能與葉銘泉副校長詢問校方對於此事的看法，但副校長因為行程繁忙無法
配合，並表示校方意見仍以上學期校長對學費議題發表的看法為主。讀者可自行搜尋上學期
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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