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進筆記006號刊目錄(01/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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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言(006號刊)


議題關注
  1. 服務性社團從哪來?論服務性社團之歷史 ◎莊重遠

  2. 炬光社 ◎郭珈爾

  3. 原住民文化社 ◎向泰儒

  4. 嚕啦啦社◎魏揚

  5. 救國團服務邏輯之濫觴 ◎魏揚

  6. 小結:服務邏輯的質疑、解構與再建構 ... ◎魏揚

    九降風中的「野草莓學運」──記新竹野草莓在清大 ◎陳為廷

  7.  

清華藝文
  1. 「科幻」一門批判的藝術──訪搧胡椒祕密基地總司令 難攻博士 ◎陳其

基進論壇
  1. 國光石化與公共討論 ◎黃裕穎

編者言

本期的《基進筆記》是個特別且重要的里程碑。在這一期的編輯過程中,我們過去幾個月中苦命死撐、一個人抵三個人用的編輯群們終於鬆了口氣,因為有許多熱情的新夥伴加入了《基進筆記》的編輯群,為疲倦整學期的老編輯群們注入了一劑強心針。而這群生力軍們也實際地在編務上參與了訪談、蒐集資料、撰寫文章等工作,我們彷彿可以開始期待另一個基筆世代的形成。

本期《基進筆記》將大半的篇幅聚焦於對於「服務性社團」的討論。談到服務性社團,人們總會有一種印象:無己無私的服務精神、活力昂揚的營隊文化、上山下鄉的課輔、關懷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在校園內,我們也時常可以看到服務性社團的出隊訊息,或是某某服務性社團與某某基金會協辦了哪些活動,等等。

觀察到這些現象的同時,我們是否曾想過:「服務性社團」從何而來?從什麼時候開始有「服務性社團」的出現?「服務性社團」提供了哪些「服務」?為何它們提供的「服務」是以某種特定形式呈現?是否可能有其他的「服務想像」?

本期的服務性社團專題將從歷史著手,分析台灣服務性社團在1970年代後大量出現於各地大專院校的歷史脈絡與社會/政治背景。從1952年的救國團成立,到1970年代初期的保釣運動,到1987年解嚴,許許多多的獨立事件如何作為一個個刺激因子,促使服務性社團在某個歷史時刻躍上舞台?再來,是什麼樣的歷史因素使全台灣的服務性社團無獨有偶地採用同一套服務邏輯?這套服務邏輯對於過去以及當前的大學生造成哪些影響?是否可以被拆解?這些問號我們都將試圖在本期的服務性社團專題中進行回答。

另外,本期學運史專題則定睛兩年前的野草莓學運,重新檢視這個台灣學生運動史上的重要節點。運動當時,清大也有不少學生響應,於海報牆前發起靜坐,在校園版上引起支持、反對兩方的不少討論與辯證。本期學運史專題訪問到當時新竹野草莓的運動參與者,回述運動過程,並且回顧檢討野草莓學運訴求、成效,並綜合分析兩年來野草莓對台灣社會、清大校園所造成的影響。

而本期基進筆記的藝文專欄則是以「科幻」作為主題,專訪了「難攻博士」,也就是在本校開授科幻議題相關課程的鄭運鴻老師。本文深入探討科幻作品中的「機器人」議題:機器人是如何出現的?它們與人類的相互關係在不同時代的科幻作品中有什麼辯證性的發展?「機器人」這個概念、想像的出現,對人類發出了什麼訊息?是宣示人類的偉大,抑或是某種警訊?

最後,本期論壇接續上一期對於國光石化議題的探討,將更深入地追問「國光石化與公共討論」的關係,省思環保議題與人民參與的緊密連帶。在缺乏公共討論可能性的社會中,環保議題如何可能被關注?而我們又該如何建立起這兩者之間當前正嚴重缺乏的鍵結?

「科幻」一門批判的藝術──訪搧胡椒祕密基地總司令 難攻博士

◎陳其

科幻作品,不僅僅是一部小說、一套漫畫、或是一部電影,它還承載了文化背景、對現有議題的批判、以及對未來的想像。這次科幻影展的主題是「機器 人」,影片從十月到十一月,機器人與人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也漸漸地揭露出機器人出現後對人類有可能產生的影響。究竟,機器人是在何種脈絡之下出現?人類又是怎麼看待機器人?以機器人為主題的科幻作品的出現,又有什麼其他的意涵在呢?

三種「機器 人」

在這次影展的手冊上,可以看到中文的「機器人」可能指涉三個不同的對象,一個是Robot、一個是Android、最後一個是Cyborg。在這次訪問中,難攻博士講解了三種機器人的差異,從Robot這個字的由來,我們可以了解機器人是以什麼樣子的角色出現的:「Robot這個字的原始字源應該是來自捷克文跟波蘭文(robota),意思是奴隸、勞工、僕人,替主人做低賤工作的那種人。Robota轉到英文之後就變成了Robot了,整個西方對於機器人的印象,就是從這邊建立下來的。」

而正式開始以「機器人(Robot)」來稱呼這些人造機器人的作品,是一部叫作《羅森的萬能機器人》的舞台劇。在劇中,這些機器人即是被設計來服務人類,但後來這些機器人有了自我意識,對人類進行反撲。

從Robot的字源跟以Robot為機器人命名的第一部作品來看,機器人是以「僕人」的角色出現,同時,機器人與僕人的這種連結也就此存在於我們對於機器人的想像之中。

Android是比Robot更接近人形的一種機器人。打個比方,瓦力可以算是Robot,而《變人》裡頭的家管機器人就可以算是Android(它就叫作安德魯)。而Cyborg是cybernetic加organism,它是一個有機物跟無機物的奇怪融合狀態。

當人創造了「機器 人」──機器與人的隔閡與對抗

在十月份的片單中,機器人與人尚有一條明顯的分界,因此(歐美)機器人作品大致可分為「人類欺負機器人」,如《變人》;或是「機器人欺負人類」,如《星際大爭霸》、《魔鬼終結者》、《駭客任務》等皆是。但這種互相欺負的場景只有在歐美的機器人相關作品裡比較常見,反觀日本就幾乎沒有。難攻博士說這與不同的文化背景有關:在歐美的影片,只要跟信耶和華有關的東西,大致上只要談到科技議題就一定會出事,機器人亦不例外;日本則恰恰相反,他們是展開雙臂擁抱機器人,對機器人有所期待,是比較正面的。

當人創造了「機器人」──機器?人?

到了十一月份,機器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就開始消失了。在《機器人奇諾丘》裡頭,雖然「機器人」與「人」在視覺上還是可以很明顯地分辨出來,但此時的機器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跟人連結在一起了,機器人不全然是台機器而已。而《獵殺代理人》這部片,則是明知道那是個機器人,但它卻長得跟人沒什麼兩樣,人透過機器人體驗生活、交往……是機器人在活還是人在活?這個機器人與人的界線在這裡已經不是這麼的清楚了。這兩部片子同時也表現出了日本與歐美對於機器人的想像,日本仍然想像人與機器人之間是友好的關係,歐美則想像機器人是極度危險、會出事情的。

《機器戰警》與《攻殼機動隊》則是另一種界線的模糊,這點在《變人》片中也有談到。一個身上裝滿了機器的人算是「人」嗎?一個只剩下靈魂、靠個人造軀殼來承載這個靈魂的人,算是「人」嗎?相反的,一個有感覺、有創造力、有情感、跟人沒什麼差別的機器人,他能被算是「人」嗎?

機器人/科幻作品的出現──對人類的反思

機器人作品的出現,並不是在宣示人類做得出機器人有多偉大,或是叫大家不要擔心機器人做不出來;相反的,「我們擔心的不是機器人做不出來,而是擔心機器人被做出來,尤其是被不了解機器人的人做了出來」難攻博士這樣表示。

機器人作品的出現,意義在於人類要停下來、或者在投向生產機器人的懷抱時,應該要想想這東西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且不單是「正面」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負面」的影響。也許以後生產機器人的公司會說「機器人的出現,將會使每個人都從勞務中解放,不用工作、不用做家事、不用……」,這些看起來都是正面的影響,但反過來說,不就是人們都要失業了嗎?就像電腦加快了人們處理資料的速度,但同時人所要處理的資料也就更多了。

機器人/科幻作品的未出現──對華人科幻的期待

到目前為止,有關「機器人以後跟人類之間的關係會是如何」的討論依然在持續著,有像日本是正面的,也有像歐美是負面的。各個地區的人依照他們的文化背景來想像出一個有機器人的世界將會是什麼樣子,反觀華人世界,似乎沒有一個屬於自己對機器人的想像。難攻博士談及這點時說:「華人有機器人產業,但沒有機器人文化。華人大眾文化裡頭從來沒有對科技有過有效的反思,我們有園區、工程師、科學家、科技廠,但這些人從沒以人文方面來思考科技,他們只有市場思考,沒有文化思考,沒有社會思考,這就好比手上有把機關槍,但卻不知道應該怎麼使用,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最後問到了華人有可能產生什麼樣子的機器人文化,難攻博士表示他也無法預言,因為華人太欠缺東西讓他了解。這些事情應該是讓它發生,量變就會產生質變,量還沒出來時沒有人知道它會往哪邊走,就像是問一百年前的美國人他們的科技觀是什麼?沒有人可以回答,問五十年前的日本也是如此。只要願意去構築屬於自己的機器人文化,它就一定會與眾不同,即使是從仿冒開始做起,因為不同的文化就是不同的文化,在大量的仿冒之中還是可以找到一個屬於自己文化的最大公因數,什麼都有可能,就只怕不去做而已。

當初日本也是做山寨起家的,華人又有何不可呢?

國光石化與公共討論

@黃裕穎(清大環境議題小組)

一、 國光石化是甚麼?

國光石化是個民間集股公司,將於彰化潮間帶填海造陸4000公頃興建輕油裂解的上中下游整合的離島工業區。大肆填海將造成潮間帶的生態滅絕(那裡是台灣最大潮間帶)與當地蚵業經濟鏈破壞。

同時,彰化是台灣的魚米大縣,八成雞蛋、三成的稻米蔬果產自彰化,在台灣糧倉興建一個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台灣未來的糧食安全令人擔憂。石化產業排放的細懸浮粒子PM2.5、揮發性有機物、硫氧化物、戴奧辛等等,簡單來說,就是你我以後吃的白米蔬菜水果,未來可能都會遭受汙染。

經濟學者陳吉仲教授計算(科學資料http://ppt.cc/bXvp),國光石化預計每年淨效益529憶遠低超於,從健康風險、農漁業、水資源利用、生態等等,台灣每年將為其付出540億到1482億元的外部成本。不值得的交易為什麼還要蓋?其實,不只是開發案、更是場巧取豪奪的零和遊戲。大股東將賺走多數的收益,而汙染將成本外部化由地方漁民承受,未來再用微薄的補償金塞住憤怒居民的嘴;空氣汙染、環境破壞由全民買單,再以未納入外部成本的無意義GDP來蒙蔽民眾的眼。

其實這些環境爭議和我們學生是息息相關的,和台灣未來產業發展方向與國家競爭力是緊密結合的,由前中油董事(為目前經濟部長施顏祥)不斷推動的石化產業擴張的政策,有前瞻性可言嗎?錯誤的政策將把國家發展停留在落後的高汙染思維,侷限、排擠台灣前瞻產業的發展。不斷盲目擴增高汙染煉油廠,台灣綠色產業發展還有未來嗎?

二、 環境爭議與人民參與

談到環保,環境保護、節能減碳每個人都可琅琅上口,說出點道理來,顯然環保思維廣為流傳,但為什麼還會有環境爭議與衝突?跟人民參與程度又有甚麼關係呢?

為了反抗黨國政治的高壓箝制,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也衝出了台灣自由化的發展,自由化後的下一個階段就是民主化,後來台灣民主化的進展如何了呢?以下三點就可以由國光石化議題來檢視:

1. 資訊不對等、不透明公開:

大城鄉的民調顯示多數民眾贊成國光石化設廠,但國光石化的地方說明會上只有宣揚經濟發展、對於健康影響完全不提,問卷內容提到:

「國光石化興建將帶動當地經濟發展與繁榮,您同意嗎?」

2. 漠視當地人的生活方式:

政府認為養蚵就是落後、不賺錢的行業,唯有開發才是經濟發展的唯一選項。殊不知芳苑當地以養蚵著稱,訪調過程中,許多蚵農表示他們由於當地潮間帶營養豐富,常常年收入達上百萬,政府以粗暴方式高舉經濟發展旗幟,完全漠視當地人生活方式的選擇權利。

3. 環評審查缺乏獨立機制:

目前環評(環境影響評估)都由環保署長選出的環評委員來審查,而環保署長沈世宏是化工博士、更是化工協會(與國光石化關係友好)的下屆理事推薦人選,在不避嫌的情況下選出的環評委員,不乏有許多開發至上的開發派委員。再者,環保署直接隸屬於行政院,政治施壓導致環評粗糙過關案例屢見不鮮。令人無法相信這樣的環評能真正為環境把關。

更多荒謬的環評程序、政令宣導等等礙於篇幅、不多著墨。目前能否開發的最終決策權落於環評,而環保署上級機關行政院又同時是政策推手,如此裁判兼球員、便宜行事的官僚作為,人民罔談決策參與了,連得到第一手的資訊都有困難!

政府未提供管道讓人民參與討論,所以人民不知道重大建設對於自身未來有深遠的影響(上述的健康與產業方向),但更重要的是人民對於參與公共議題的想法,常常是漠視與忽略,也代表著放棄自身的權利。從選舉期間等待強人統治來領導、拯救台灣的大眾想法,可以知道台灣人民心態上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同樣的,清華學生也很少覺得自己是學校主體),由人民來帶領國家政策的真正「民主」實踐,顯然只是口號。

缺少人民參與討論、決策的國家,談不上是民主國家,只能說是個自由的國家罷了。簡單來說,當個人行為與財團沒有利益衝突都是你的自由,但當有衝突時,倒大楣的就是人民了,如國光石化、相思寮、大埔徵收事件等等。

因此,環境議題小組在清大校園推動一系列的活動:國光石化總經理與學生的對談、環保團體的講座、印製國光石化議題衣服,希望國光石化能成為一個清大被討論的議題,藉此促發更多對話、討論的可能。

環境運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最終期許的不外乎是公民社會的早日崛起,在充分、透明公開的資訊下,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流的過程,漸漸形成的公民討論氛圍,各方想法都衡量所進行的建設與開發,也將不會有像國光石化如此多的爭議。

透過白海豚認股、潮間帶體驗、白海豚路跑、公聽會辯論、清大校內對談等等活動,社會關注的氣氛漸漸成形,公民社會的能量也正在累積著,並在11月13日的環保救國大遊行釋放,發起更多效應。但社會運動的進行不能只停留在單一案件如國光石化就結束,更重要的是充分討論、對話的公共氛圍,公民社會何時才會到來,我們正期待著。

同時,你,準備好要成為參與公共討論的公民了嗎?

九降風中的「野草莓學運」──記新竹野草莓在清大

撰稿◎陳為廷

採訪、資料整理◎孫致宇、潘醇、劉佳琪、陳揚升

中午下課鐘響,靜坐學生抬起頭。

他們看見同學們從山上、從圖書館的方向往餐廳區湧來,邊走邊談論著剛考完的、及期中考週接續而來的科目。他們有人好奇在海報牆這頭靜坐的學生到底抗議些什麼,而走近觀望;更多人則是繞過海報牆,快步走過。幾個人在連署攤位上與靜坐學生辯論起來。

「抗議行政濫權!」 教授學生發起靜坐

這是2008年十一月,「野草莓學運」新竹場的第一個禮拜。數十人坐在海報牆前,兩邊布條在海報牆上拉開,寫著:「戒嚴傳統,全新感受」、「修改集遊惡法!」。參與者輪番上台控訴政府,連署攤位設在一旁。短短兩天內,就有三百多名學生/教授參與連署。

「因為真的太誇張了!」問起為什麼參與運動,大部分參與學生會這樣直接反應。

十一月初,中國海協會代表團來台簽屬協議。警政署長下令,「若有民眾向陳雲林嗆聲,該轄區警察局長就要丟官!」於是史無前例地,國道與機場被淨空、車輛被無差別地攔檢、拿著V8、國旗的民眾被警方制伏逮捕、播放「台灣頌」的唱片行被警方闖入、強行拉下鐵門……

這些群眾並未接近中國代表團人身、被遠遠阻擋在層層警力之外,有的甚至只是路過。

「難道要強化兩岸經貿交流,也必須透過降低臺灣的民主自由程度、以達成與中國同樣極權統治的水準嗎?」十一月五日,一群台大教授/學生發表聲明質問政府。隔天,數百名學生聚集行政院門口展開靜坐。同時,交大許維德教授也發起學生串聯,在交大二餐開始靜坐響應。

他們提出三點訴求:

一、 馬英九總統和行政院長劉兆玄必須公開向國人道歉。

二、 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應立刻下臺。

三、 立法院立即修改限縮人民權利的「集會遊行法」。

一場在清大海報牆下的「學運」……

十一月六日,數百名學生在行政院前展開靜坐。七日下午,大批警力將靜坐學生強行拖離現場。電子媒體反覆播映的衝突畫面、及BBS上四處轉錄的現場轉播文章,召喚了群情激憤的千名學生轉戰自由廣場,宣示持續靜坐。

一群清大社會所、與交大機械所的學生在自由廣場上相遇,共同商討在新竹發展運動的可能。十一月九日,他們分別在清/交BBS上張貼公告,直指「國家暴力,比人民脫序更危險!」,號召同學隔日起在海報牆前展開靜坐。

「那時的想法是『先辦一天試試,看當天的情況再決定是否繼續』。」清大社會所林名哲回憶,「結果第一天的狀況出乎意料之外,參與靜坐人數一度超過八十人!」除人文科系學生外,也有不少理工學生參與、甚至上台發言;教授也到場陪坐、幫忙發放傳單。教官與課指組曾到場關心,但並未禁止靜坐。

晚間,工作小組交由群眾決定去留。群眾決議採「朝十晚五」上下班制,持續靜坐。工作小組每天安排人權、社會弱勢、學運史等相關演講,及紀錄片播放;並與群眾共同討論訴求。

清/交大是全國唯一將靜坐場設在校內的學校。

這一方面使得狀況單純許多。相較於台北場數百人互不相識,採直接民主一項項全場票決廣場走向的混亂場面,新竹則由固定班底組成工作小組,節省許多溝通成本;另外,校外靜坐場通常會碰上「是否該拉起『糾察線』將學生與群眾分開,以維繫『學運的單純性』?」的爭議,新竹場也較少觸及。

但這也使得運動有所侷限。校園內相對強烈、直接地要求「理性」、「去政治化」的氛圍,無時不考驗著工作小組的應對。

靜坐第二天,就有學生PO版抗議靜坐音量吵到圖書館念書的人;有人發文質問:「是誰准許政治進入校園?」;第三天,版友發起「借過運動」,以半調侃的方式,表示「我很喜愛海報牆、如今人行道卻被佔據,讓我非常難過!」,發動同學向靜坐隊伍「借過」,以擾亂靜坐行動。短短幾天內,NTHU校園版上湧現近百篇討論文章。近乎一面倒地在質疑野草莓學運訴求的正當性。

為什麼要道歉下台?為什麼修法?

為什麼同是清大學生,對三點訴求的立場卻如此兩極?

有別於運動參與者,這些反對者對陳雲林來台事件的印象,可能多停留在晶華酒店前的警民衝突。大批警察、民眾在酒店外對峙,有人推倒拒馬、部分民眾投擲汽油彈,警方則朝民眾揮舞警棍;酒店內,中共特使與國民黨高層則在享用高級宴席。

為什麼只抗議國家暴力,而不抗議「將民眾帶上街」的民進黨、不抗議這些「暴民」?且,「暴民」的暴行歷歷在目,還要修改《集會遊行法》,豈不天下大亂嗎?──諸如此類質問,將野草莓學運抹上一層「綠」的、「偏頗」的色彩。

面對質疑,野草莓表示它們「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握有權力的執政黨應負起最大責任。《集遊法》本是戒嚴時期制訂的法律,給執政者預留的很大的操弄、打壓異己的空間,除了用於政黨惡鬥(如倒扁紅衫軍時,民進黨執政的城市皆依《集遊法》不「許可」遊行)外,還往往是政府壓迫弱勢者的利器。

結束靜坐、轉進校園

新竹野草莓在清大靜坐一周後,再轉入交大舉辦為期一周的人權影展。

接著開始動員新竹學生、市民北上參與十二月七日的全台野草莓大遊行。這場遊行是野草莓靜坐一個多月來最大的全台串聯集會,共有四千多人走上街頭。這同時是首次採「自願報備」的大型遊行,野草莓試圖向國人證明,不必經過政府的「許可」,遊行也可以是很和平的。

遊行結束後,新竹野草莓宣告結束靜坐,「初始於在地關懷,加上頭前溪是我們對新竹在地認同的象徵,我們創立了頭前溪社!」他們選擇轉進校園,持續深耕。台北的靜坐場則在幾天後遭警方驅離。至此,各地野草莓結束了維持一個多月的靜坐行動。

「野草莓」改變了什麼?

回顧這場運動。單就三點訴求而言,政府未曾作出正面回應,遑論道歉、下台;行政院更提出了一個與原版《集遊法》沒什麼差異,甚至更不利於弱勢者的法案。此後法案擱置,至今未再議決。

表面看來,這場運動並未促進任何直接變革。但它的確將國家暴力、《集遊法》議題拋入公共領域中,引起廣泛討論,使政府不得不反省。

靜坐結束後半年,監察院選擇在馬英九就職周年當天,通過對陸委會、警政署、台北市警局的糾正案。糾正理由是:警政單位於晶華酒店現場明顯「指揮失靈」,且對員警的事前訓練不足,引發警民衝突、警方濫權侵害人權,有損國家形象;另外,陸委會在中共特使團來台前,並未與反對黨、民眾做足夠的宣傳與溝通,致使人心不安,為衝突埋下導火線。

另外,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於靜坐結束後,遭檢方依《集遊法》起訴。2010年九月,法院宣判。出乎預料地,法官推翻二十年來審理相關案件的慣例,採納「集遊惡法修法聯盟」、及李明璁等間接參與野草莓學運的教授們的證詞,宣告審理程序暫停,申請大法官釋憲。目前釋憲結果尚未出爐,但顯然司法體系也對《集遊法》抱持疑議,進一步的制度變革值得期待。

接著回顧清大。在運動過程中,野草莓們邀請了許多清大九零年代的學運參與者回校分享經驗。當時清大的學運社團蓬勃,關注議題廣泛,抗爭對象包括校方、工廠、到國家。但如今相關社團已蕩然無存。

新竹野草莓轉型成「頭前溪社」,為清大二十年來貧乏的「異議」空間注入新血。他們積極累積清大學運史料、舉辦人權相關活動、並到災區訪調,試圖引入社會議題,並建立一套新竹在地的運動論述。之後雖因社團成員多為研究生而難以為繼,但累積的資料卻留了下來。校內開始出現新興的學運團體,持續系統地整理史料、發展在地論述;「頭前溪社」則轉讓給一群依附著新興農民運動興起的學生團體,持續關注新竹在地農村議題。

「野草莓」的確將整個世代的青年捲上街頭、捲進政治/社會的最前線,使他們不得不逼視潛藏已久的社會矛盾,並起身行動。兩年來,我們的確也見到學生在反中科、及大埔農運中更積極地互相組織,走入社會、深入議題。理想主義並沒有在零八年那場靜坐中結束。讓我們持續關注,期待它生根、發芽。

小結:服務邏輯的質疑、解構與再建構

◎魏揚

一、透視「服務」:各社團的服務癥結

本次訪談中,我們發現以身心障礙朋友為主要服務對象的炬光社,其社課內容卻鮮少檢視社會福利相關法規,也未曾觸碰「殘障」如何被污名化的問題。對清大校內的無障礙空間、身障同學的權益等等,也都表示暫時無力觸及。

再以原住民文化社為例。當國家以興建比麟水庫為名,強制徵收新竹縣尖石鄉附近土地,當地族人及相關組織群起抗爭時,以保存原住民文化為宗旨的原文社所表現出來的消極態度卻讓人感到遺憾。「原住民文化社」的名稱,突顯出服務性社團僅僅滿足於「文化保存」,卻無法跳脫框架,思及「權益爭取」領域的問題。

再如科服社,幾十年演變下來,當初「科學服務隊」打游擊般地到各偏遠學校,替學童解答科學問題的草根性逐漸消失,「服務」反而成為社團運作的一小部份,整個社團基本上全然營隊化、育樂化。

又例如嚕啦啦社,作為救國團服務員體系中最中堅的一支,至今仍沿襲救國團最直接的服務邏輯。無論在實踐上或反思上,都沒有根本性地指向任何社會問題的真實樣貌與改變之可能。

二、從服務到介入:拆解救國團服務邏輯

指出這些,並非否定學生的實踐行動,而是要指出這種服務邏輯的歷史性謬誤。指出「服務」該有其他選項,而不該是古老邏輯的不斷複製。時至今日,政府已無理由阻止青年批判國政與社會問題,這種救國團形式的服務邏輯就應退居次要,而開始思考「批判性」、「結構性」的服務邏輯的可能性。

將有限的學生力量投注在無窮無盡的個別服務對象的當下服務上,只會讓學生分身乏術,讓服務失去效果與意義。「直接服務」仍有存在必要,但是學生對社會問題的「介入」,卻可能帶來更多可能性與改變。

例如原文社近期便有幹部開始關懷比麟水庫議題,逐漸轉向積極的「社會介入」,這也正是未來服務性社團值得嘗試的進程之一。而其他以社工模式為主的社團如炬光社,也應在實踐之餘,培養在地關懷及反思能力。例如:何以清大的校園巴士無法提供服務給身障生?新竹市的建築法規是否完善顧慮了身障生的權益?整個社會又是如何建構一種身障生的「污名化」?

三、歷史意識:批判、檢討與改變的基礎

當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整個服務性社團的發展脈絡,以及它們與救國團間的關係演變時,我們也就可以從比較批判但是卻諒解的角度,來檢視當下服務性社團的現況。

在本次議題的訪談過程中,我們發現各社團對本身的社史不甚瞭解,而每當面對批評,服務性社團總歸咎於人力不足、經驗不足,然而卻沒有意識到:即使在歷史上社團人力最充裕、運作最順利時,他們也從未曾想過對社會結構有任何挑戰。

服務性社團對自身歷史不瞭解,對現行的服務邏輯也不知道緣起,不知道救國團文化如何制約著自己,因此看不到侷限性,更無法想像任何超脫框架的可能性與必要,反而把當前所做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

因此,無論是外界的批判或是服務性社團本身的檢討,都必須首先建立在對歷史的充分認知。唯有具備某種歷史意識,針對服務性社團的種種批判、檢討,甚至改變,才有立足的基點。這正是這次服務性社團專題,所希望探討與重建的:清大服務性社團的歷史縱深。

救國團服務邏輯之濫觴

◎魏揚

台灣服務性社團的出現,與其說是人性光明面的積極行為,不如說是在歷史、社會與政治等各種條件衝撞激盪下,所蹦出的特定產物。本文將聚焦於「救國團服務邏輯」出現的歷史脈絡、背後的政治動因、產生的政治影響以及現在的困境。

一、關鍵20年:校園服務性社團的緣起與救國團轉型

如前所述,清大服務性社團的成立集中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這20年之間。也正是在這幾年間,救國團角色發生巨大轉變。

1969年,救國團向內政部申請登記為「社會運動機構」,轉向社會服務;1989年,救國團登記為「教育性、服務性與公益性之社團法人」。這20年間,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救國團體系的轉型:從直接替黨國服務、培訓反共青年鬥士,到後來統管青年育樂,揮舞青年社會服務的大纛。

對於清華校園內部的服務性社團的濫觴,應該放在這個脈絡下看。各個社團如何演變為今日的樣貌,也必須放在歷史洪流中去解答。

二、合作模式的多元化:校園服務性社團與救國團關係演變

1987年解嚴,校園民主化力量增強,校園與救國團的關係開始鬆動。1989年救國團正式成為法人,不再以政治力量的姿態直接對校園產生影響,逐漸轉往青年育樂事業的發展。於是,各服務性社團與救國團間的合作關係也開始轉變。

我們在前面的文章曾提過:解嚴後,救國團不再是各服務性社團的唯一或者主要的合作(指導)對象,各社團開始與其它非營利組織發展出結盟關係。課指組的林宜靜女士便為我們簡單地歸納出當前各服務性社團的主要合作對象:

「除了科服社與遠哲基金會的合作外,原文社也有申請『大地之子教育基金會』一些計畫案,主要是在協助原住民、基層文化服務社申請青輔會與教育部的服務計畫、藍天社與內政部地檢署合作,輔導高關懷少年、炬光社則有聯電內的燭光社給予協助,也與伊甸基金會合作、嚕啦啦則主要是救國團體系…」

另外,根據黃慧玲的論文,我們也可以歸納出十種服務性社團與非營利組織的互動模式,包括:金錢贊助、方案合作、營隊合作、產品合作、宣傳合作、專業資源的合作(導向訓練、服務前訓練)、人力資源投入、舉辦社會運動、法律修改合作、運用非營利組織內部周邊的資源。目前清華服務性社團與其他社會團體的合作關係,大多可以歸類於這些分類中。

如此多元的合作形式(雖然仍主要集中於少數幾種),明顯地不同於以往高度同質、單向化的救國團─社團合作形式。

三、救國團服務邏輯的政治動因

為探討現今服務性社團的運作模式,在此我們提出兩個名詞,「服務邏輯」以及「政治動因」。

即使救國團不再直接對校園社團起指導作用,其服務邏輯卻仍然深植。現在服務性社團主要的服務形式,如出服務隊、舉辦育樂營、下鄉課輔,都可追溯至救國團的影響。今日大家熟悉的營隊文化如「第一支舞」、「值星官」等,也都源於救國團。

這種「國家服務青年,青年服務國家」的特定服務想像、個別且直接的服務形式,以及以「辦營隊」作為主的運作方式,在此姑且稱為「救國團服務邏輯」。

為什麼這些社團要採用這種服務邏輯?這種服務邏輯背後的「政治動因」是什麼?無論是服務邏輯或政治動因,所反映的時代條件是什麼?

如同前文曾闡述過的,時至1970年代初期,國家在外交上屢受挫敗,大學生普遍情緒激昂,開啟台灣學生參與社會服務的洪流開端。強大的救國聲浪中,夾雜批判浪潮,政府警覺到必須將學生們不滿給宣洩出去。於是,救國團的青年服務組織發揮功效,一個個青年服務隊成立,強調「青年替國家服務」,青年上山下鄉,直接服務於廣袤大眾。

這便是救國團服務邏輯的政治動因:在混亂中維護政府權力的穩固,保持國家體制的不可質疑性與正當性。

四、救國團服務邏輯的政治影響

救國團服務邏輯有其政治動因,也就有其「政治影響」。

如前所述,在1970年代後,救國團體系下的服務系統對當時的政治局勢起了舒緩壓力的作用。正是在這種脈絡裡,「服務」被限定在某個給定的框架下:青年被鼓勵採取直接服務,不要質疑體制。

救國團服務邏輯在當時確實發揮其「政治影響」:將青年的關注焦點從對國家政策、體制的批判,移轉到一個龐大到幾乎毫無批判著力點的領域,也就是社會群眾本身。青年實際走入社會,直接面對各類貧窮、偏遠、缺乏關懷的人群,但是根本無法解決任何難題。

我們當然必須承認青年服務的實踐熱情,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說:青年被「形式化」的服務所捆綁,對「服務」的想像被限縮在個別社會問題的當下援助與解決。結構性問題高懸,青年社會服務宛如無限迴圈,永無根除問題之可能。

「哪裡需要服務,哪裡就有救國團」這樣的口號,固然鼓舞無數青年,但同時也反映出「服務的破碎化」、「服務的形式化」等現象。這就是救國團服務邏輯的政治影響。

五、政治動因不再,政治影響持續

現在,支持救國團服務邏輯運作的政治動因已然消逝。校園民主化漸趨完備,政治對校園不再有控管基礎,救國團再也不如過去那般作為青年服務的最高指導。但是,即使學生社團主體性浮現,即使社會、政治限制鬆動瓦解,學生服務性社團的運行邏輯卻未曾改變。

近20年來,青年社會服務的進程完全無法與台灣政治上的大膽革興同步,無法碰觸社會結構中的問題源發點,而僅滿足於救國團服務邏輯。經過幾十年的收編與馴化後,今天的學生社會服務卻甚至失去70年代那些學生的活力,失去深入掘問社會問題的好奇心,也不再有思考「服務」的其他可能性的想像力。

因此,即使政治動因不再,政治影響卻持續。

時序至今,政治與社會條件限制跟1970、80年代的氛圍不可同日而語,服務性社團的合作對象也躍然多元活潑,可惜大多數社團仍承襲舊有服務邏輯,無法開創學生社會服務的新氣象。

據此,下一篇文章將聚焦於對當前服務性社團的批判與建議。

嚕啦啦社

◎魏揚

「嚕啦啦是個新竹以北地區大部分大專院校都有的社團,是救國團下面服務員的一支。」第四十三屆嚕啦啦服務員,人社院學士班大四的蘇匯文如此表示。

與許多服務性社團一樣,嚕啦啦起初透過救國團與大專院校的合作,逐漸深入校園,並以社團的形式發展。清華嚕啦啦社約在1980年代間創立,至今也有近30年歷史,然而現在大部分清華學生對他們不甚瞭解,因此接下來本文將簡單爬梳嚕啦啦的歷史。

一、中國青年服務社假期活動服務員

「嚕啦啦」全名為「中國青年服務社假期活動服務員」,若是從招募第一屆服務員的1969年算起,至今已有四十三年歷史,但若要再往前追溯,嚕啦啦的歷史甚至要比救國團還要古老一些。這一點在夏偉清的論文中有詳細描述:

「中國青年服務社,原名為台北市青年服務社,於1952年3月29日青年節成立,同年十月底救國團成立,基於工作配合於1953年歸併於救國團,並於1969年更名為中國青年服務社。同年開始培訓假期活動服務員,簡稱『嚕啦啦』」(夏偉清,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領導學系,2008)

簡言之,嚕啦啦並不是單一學校中的單一社團,而毋寧是救國團體系下的一個單位(中國青年服務社)所培訓的服務員大家庭,至今已有三千餘位成員。

二、嚴格的訓練及全方位技能要求

要成為正式的嚕啦啦服務員,必須經過極為嚴格的、為期一年的十階段集中訓練,訓練內容幾乎囊括了所有營隊技能。若未通過試煉,便無法取得服務員身份,雖仍可算「社員」,但卻沒有帶營隊的資格。因此,嚕啦啦服務員普遍來說被要求精通全方位的營隊技能,之所以被如此要求,與他們異於一般服務性社團的「服務性質」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的營隊都是速成的方式,當暑假全國所有營隊(救國團或各地服務社辦的)開出來時,只要有丟到嚕啦啦體制說需要人力的,我們就會開始安排人過去,一去就開始準備。招生由救國團或該服務社自己招生,我們就是兩三天籌備期,然後直接上營。」蘇匯文如此描述嚕啦啦的工作性質。也表示正因如此,嚕啦啦服務員的訓練才如此嚴苛。

三、救國團傳統的直接傳承者

簡言之,嚕啦啦不像一般服務性社團那樣有特定服務對象,而是透過救國團體制承辦營隊活動。在今天,或許有人會質疑這是否符合「服務」的定義,在此我們必須瞭解:嚕啦啦所承續的是救國團最原初的服務邏輯:青年為其他青年、社會大眾提供服務,在此脈絡下,他們所提供的服務,很多時候就是「娛樂」。

一直以來,嚕啦啦始終直接屬於救國團服務員體系,並與救國團保持極為密切的互動關係。除體制上與救國團的直接連帶之外,嚕啦啦嚴密的學長姐制度、上下關係緊密的訓練方式,也使救國團的服務員傳統可以綿密地傳續下去。

從整個歷史脈絡來看,嚕啦啦服務員在許多面向上都直接保存許多救國團特色與傳統,在目前大專院校各個服務性社團中自成一格。我們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嚕啦啦的發展歷史反映了救國團近半個世紀以來的角色重建與任務轉型。

科學服務社

◎鄭家鴻、王法明

每年的寒假與暑假,清華大學的校園裡面,總是有各式各樣的營隊活動在進行著。小學員在其中玩大地、跑遊戲。其中之一,就是由科服社所舉辦的科學研習營。「……我們辦營隊有傳統的科服精神,嚴謹、負責、守時、創新、哥姊(工作人員)一體。」科服社幹部們談到這個傳統時,驕傲全寫在臉上。

科服社強調讓帶領活動的社員們在工作中成長,在不分股的工作制度下,營隊的每位人員公平分配各項工作,而且鼓勵創新的活動,讓每屆籌辦者有最大的發揮空間。如今科服社在校人數一百多人,大三、大四的社員雖然較少負責營隊活動,但有著將經驗傳承給學弟妹的傳統。

要真正了解科服,得追溯到遙遠的1970年代。

其所由來

1972年,中美兩國發表《中美聯合公報》,尼克森表示:美國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本著「科學救國」的精神,各個大學的學生,不約而同地,在救國團的體系下成立了「科學服務隊」,內容以推廣科學知識、提升國家的科學人才為主。當時他們的服務內容以課業輔導為主,到偏遠地區,幫助學生解答各種數、理方面的課業問題,補充當時教育之不足。

解嚴後,自由化的主張紛紛出現。在一連串改變中,嚴肅的科學救國精神慢慢退隱,「原本的目標大概已經算達成了……那個宗旨已經不合時宜,你現在跟別人提科學救國,大概會被笑吧。」98年暑期營隊的會長說:「許多科服社就默默消失了,只有清大在經歷轉型以後,成為現在以辦活動為主的社團。」

現在狀況

當被問到會不會參加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的「全國績優服務性社團」評鑑時,社長苦笑了一下,「其實從之前偏服務性的社團到現在,慢慢的我們服務項目已經越來越少。」如今科服社在寒暑假舉辦的營隊皆為收費性活動,稱之為服務已不符其實。科服社幹部表示:文化服務社、炬光社之類的社團不但完全以服務為出發點,而且工作內容辛苦而需要熱心,要在「服務性社團」評比與之競爭是不可能的。

社長頓頓,又說「我們現在比較偏服務的項目……大概就是鳳岡國中的科學一日營了吧。」

現在科服社跟新竹的鳳岡國中合作,每年下學期前往位於鄉下的該校,舉辦科學一日營,現任的暑期科研營隊會長表示:「那邊都是水田和沙灘。我們希望比較偏遠的學生也能接觸到一些比較都市的東西,於是會替他們辦一個免費的一日營,敎他們一些科學的小遊戲。」

一開始以科學救國為目標的科學服務社,現在已轉以推廣學習科學的樂趣為主。社長強調,科服社重視社員在規劃、進行活動時的學習與參與感,並嚴格要求社員負責嚴謹的態度。

原住民文化社

◎向泰儒

清華大學原住民文化社(以下簡稱原文社),是清大較早成立的服務性社團之一,前身是從民國六十二年自仁愛工作隊起家的山地服務隊,並於同年第一次派出了服務隊到尖石鄉勝義、新樂兩村。到了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十五日,為了能夠專注於原住民服務的工作,山地服務隊自仁愛工作隊分離出來,成立了清華大學山地服務社,進行專門的原住民服務項目。

民國八十七年,由於出隊能夠提供的服務與部落的實際需求開始有了落差,加上當時由師大山服社提出更改「山地服務」一詞的提議,山服社也開始反思:「比起一個高高在上、具有教化意味的名字,為何不能夠採用一個更貼近原住民的名稱來定義社團在進行的工作?」依循著想要與原住民建立友誼、更加深入的了解原住民文化的想法,山服社最終在民國九十七年正式更名為「原住民文化社」,社團方針也從服務走向文化交流及保存。

原文社成立的宗旨之一是讓學生能夠更瞭解原住民文化,讓學生到部落進行訪視之時與原住民交流、貼近原住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原文社希望在活動前的活動訓練中能夠訓練社員,增進學生在出隊服務時的基本能力以及與原住民互動的知識與技能。

派出服務大隊至原住民部落是目前原文社最主要的活動,每年原文社大隊會到司馬庫斯、新光、養老、泰崗這四個部落進行訪問。在暑假舉辦的十四天大隊活動中,除了舉辦義診、部落球賽等活動外,各小隊也會幫助原住民進行農事、為部落的小朋友們課業輔導,夜間則進行家庭訪問,以貼近原住民的生活。在大隊的活動過後,原文社會針對大隊期間遇到的問題,舉行檢討會來檢視問題,另外在結束前,原文社也會發放回饋單來徵詢原住民對大隊的建議,藉此來改進下一次大隊的活動安排。為了能夠順利地出隊,原文社在下學期出隊前,會舉辦像是串珠、認識原住民舞蹈等認識原住民活動的社課,讓社員在上山前對原住民文化有所認識。每年四月也會進行「春訪」,預先了解部落的需求。

近年來,由於原文社所提供的服務已經與部落的實際需要有所出入,因此原文社開始發展新的服務方向。原文社的服務項目從部落服務逐漸轉向文化保存的工作,發展出了家譜紀錄、影像紀錄以及架設部落格介紹部落等方法來保存原住民的部落文化。

「真正的服務從下山開始」是原文社一直以來的方向,不過現階段原文社一直都面臨著人力不足的問題,新進社員的初衷也並非都是為原住民服務,而可能是為了尋找寄託與歸屬。要如何讓成員在活動中,萌發出為原住民服務的熱忱,將是原文社未來努力的目標之一。而要如何真正落實下山之後的工作,對部落以及原住民文化進行深入或是更長期的追蹤及研究,原文社正在努力,但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未來原文社將朝著文化保存的方向前進,也會加強出隊的紀錄工作,除了提供往後原文社的工作方向及依據外,希望也能讓社員產生認同感,繼續為原住民文化付出努力。

炬光社

◎郭珈爾

「雖然只有一點點光亮,卻能照亮全世界」,這句在社內流傳已久的話,是清華大學炬光服務社在民國八十六年正式成社時確立的宗旨,也是一直以來努力的目標。然而,炬光社脫離傳統救國團體系、獨立成社以來的歷程及運作方式為何?近年來服務項目的改變能否因應現在服務對象的需求?

和全台各地歷史悠久的服務性社團相同,炬光社的前身──仁愛工作隊也是隸屬於救國團,從事服務殘障朋友的工作。從仁工隊獨立以後,炬光社的原則雖然是「哪裡有需要,就去哪裡」,但仍大抵延續之前的路線,繼續服務身心障礙朋友。服務項目方面,在原來的營隊之外,社團又另外新增了例行性課輔,到西門國小和新竹德蘭中心,分別服務身心障礙的學童和家庭經歷變故的小朋友。

面對狀況互異的服務對象,事前的訓練和準備是必須的。學長姐口頭傳承之前課輔的經驗給當次服務的學弟妹,而在營隊前諮商中心的老師和學長姐會將過去的經驗整理成表格,持續修改或補充內容,實際操作則包含了推輪椅的訓練。社團內也有一套檢討機制,除了開檢討會討論課輔狀況,每週都有課輔負責人持續回報進度,並有德蘭中心的輔導老師協助檢討活動成效。

炬光社和校外服務機構的接觸也相當密切,如與伊甸基金會和新竹輔具中心的合作關係,相互支援器材和人力。但是,如同大多數服務性社團所面臨的狀況,人力的動員與配置是一大問題。在動員人力方面,一些非社上同學會抽空參與課輔的工作;課指組將例行性課輔開為服務學習的課程,增加了一些人力的來源。此外,和校內其他社團亦有連繫,例如請吉他社支援教學德蘭課輔的小朋友。

實際的服務工作之外,訪談過程中也談到了社團規劃是否有朝制度面向努力的可能,進一步關注無障礙空間的議題。受限於人數,社長回應希望先就能力所及的部分努力,盡力完成社團的例行性工作,即使會向學弟妹提及這樣的想法,但需要時間經營。其實社員在投入工作後,對相關的議題多少會有敏銳度,雖然對制度層面的研究不多,但仍關注清大無障礙空間不足的問題。在辦營隊的過程中,發現很多系館根本沒有殘障設施,而宿舍也僅新齋有殘障房,清大整體校園的無障礙空間亟需改善,但因為地形起伏和系館老舊的因素,修建設施有其困難。而清大相關的機構也僅有諮商中心和盲友會,校方能夠提供服務的管道並不多。

炬光社一路從服務隊到服務性社團,名稱不同,致力於服務殘障朋友的路線卻始終沒有更改。但這並不表示社團的經營方式一成不變。除了做好眼下的工作、持續傳遞服務經驗給學弟妹,在未來如何因應時代需求改變道路將是重要的課題。

服務性社團從哪來?論服務性社團之歷史

◎莊重遠

「熱情又有愛心」,是我們對服務性社團最鮮明的印象,但服務性社團從何來?他們的服務是怎麼一回事?本文將深入探討它的起源跟現況,再從歷史的脈絡中找尋他們之所以以如今樣貌呈現的原因。

最初的服務行動

1970年代前,鑒於政治情勢,當時的校內活動幾乎清一色是國民黨團透過校內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針對學生所進行的民族思想動員。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大規模的學生行動,大學校園可說是毫無自主社團。

在此氛圍下,救國團或許是當時校園內最活躍的組織,壟斷校內所有的育樂活動。救國團成立於1952年,是在蔣介石「反共復國」的國策下成立的,隸屬於國防部,強調戰鬥教育、凝聚國家認同。

這段期間裡,各校的服務性社團尚沒有什麼發展,僅有的自主性服務都源於學生個人的關懷,大多在校外行動,且並無組織。

保釣運動──服務轉化成情緒的出口

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三十幾個邦交國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台灣頓時被孤立,社會滿載慌恐。同年四月九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和日本首相佐藤榮作達成協議:美國將把琉球及包括釣魚台列島在內的「南西群島」於隔年交還日本。

此舉在台灣社會造成劇烈反彈,強烈的救國意識揭開海內外「保釣運動」的序幕,這場運動也成為集體情緒的出口。

受保釣運動、國際局勢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台灣大學生開始自覺到他們自身與社會的依存關係,自覺到:若要對社會有所改變,就必須從他們所生長的環境著手。至此,大學生開始要求政治與社會參與的聲浪不斷高漲。

學生在校園裡發行刊物、發表討論國族認同的言論,追求民主的普遍與改革的落實。當時的執政黨一方面憂慮於學生力量中的批判意識可能對國家造成劇烈影響,一方面卻又希望全國可藉此情緒而團結對外。

於是,政府便生產了鼓勵學生上山下鄉的論述,告誡學生:校內清談不足濟世,青年除了要當「社會的氣壓計」之外,更需作為「洗滌社會,擁抱人民」的先鋒隊。藉此論述,巧妙地將原本追求改革的力量「轉移」到社會服務這條進程上,也將高漲的學生情緒疏導到社會服務的路上。

被救國團收編的服務隊

保釣運動後,學生服務的浪潮興起,越來越多大學生到農村、山上部落、漁村等地進行服務。

起初,大部分的服務工作都多少帶有政治的指向,如「農民調查」、「都市貧民調查」、「勞工調查」、「地方選舉調查」等。後來,這些服務工作被教育部與救國團吸納、轉化,漸漸發展出服務隊、工作隊的形式,出現在台灣的各個角落。同時,整個救國團體系也與當時已然在進行服務的大學生結合,成為當今「服務性社團」的前身,並且維持相當緊密的關係,持續到1980年代末期。簡而言之,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可說是各校服務性社團在與救國團體系的交互影響下,於大學深根發展的時期。

當然,保釣運動後興起的學生服務浪潮並不全然地被政府收編,當時仍有另一群具左翼批判意識的學生組織,自發地深入工廠、農村挖掘社會問題結構性原因。並且在後來逐漸演變為大學裡的異議性社團,或是具批判性的左翼報導文學。然而他們不在本文探討脈絡,此處僅略一提之。

1980年代以降,有種新型的服務形態快速成長,那就是現在我們熟知的「營隊」服務。它起初源於救國團的活動之一,而後發展為「國中服務隊」。

「國中服務隊」主要活動以學藝和團康為主,其服務前的訓練也較為簡單,不像山地服務或農村服務那樣需要較多的專業知識與器材準備。對辦營隊的大學生而言,比起跟部落住民、漁民或農民的溝通,與國中生的溝通毋寧容易得多,也比較容易在玩樂嬉戲中建立起短暫的友誼。

但對救國團而言,「國服」的服務形式僅限於校園,其實過於狹窄,救國團服務的宗旨是希望學生走入社會、服務社會,與社會接觸,同時以學生的力量改善社會。然而最後許多服務性社團還是不約而同地採取「國服」的形式,這既代表服務形態的轉變,也意味各服務性社團與救國團的聯繫在1980年代後轉淡。

解嚴以後的轉變

1987年解嚴至今,國家降低對於大學的控制,救國團本身也開始轉型。各大學的服務性社團在這二十年中,自主性與在地性開始浮現,獨立於救國團運作。合作對象也從僅僅救國團體系,演變為多元面貌的非營利組織。

服務既為一種讓社會適應變遷的行動,服務性社團也應隨著社會變遷而轉變。近年社會結構的改變使服務的可能性日趨豐富,但服務性社團制度化的工作形式使他們走入僵化的泥淖。雖然不時有社團喊出轉型的口號,然而往往都礙於「社團傳統」的牽制及體制內的例行事務,而無暇做出行動。

隨著校園文化的興盛,現在的服務性社團學生無法像過去那樣全心全意投入社團,而為了招生,也時常舉辦一些與服務無甚關聯的活動促進人氣。簡言之,現在服務性社團漸以娛樂取向為主,與原初精神出現了差異,陷入僵化。

那清大呢?

1970年代後,救國團式的服務型態主要以兩種方式深入校園:一方面透過救國團地方團委會與大專院校的合作,另一方面,則透過許多曾受救國團系統培訓的學生或老師主動在校園內成立社團。

清大大部分的服務性社團的緣起也是如此,他們的成立都集中在1970到80年代間,例如1972年成立的清大科學服務社、隔年創立的仁愛服務社(或稱仁愛工作隊。在1990年代分出五個服務性社團:藍天、炬光、快兒、清愛、懷幼)、清大原文1978年成立、清大文服1984年成立,清大嚕啦啦創立年代約在1980年代,而現今的康輔社則是在1987年時,自嚕啦啦獨立出來的社團。

時至今日,清大的服務性社團已多有轉變。接下來本文對幾個校內服務性社團做介紹,並從整個脈絡的演進來檢視現在服務性社團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