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cal:fundamental and advanced

◎陳其

科幻作品，不僅僅是一部小說、一套漫畫、或是一部電影，它還承載了文化背景、對現有議題的批判、以及對未來的想像。這次科幻影展的主題是「機器 人」，影片從十月到十一月，機器人與人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也漸漸地揭露出機器人出現後對人類有可能產生的影響。究竟，機器人是在何種脈絡之下出現？人類又是怎麼看待機器人？以機器人為主題的科幻作品的出現，又有什麼其他的意涵在呢？

三種「機器 人」

在這次影展的手冊上，可以看到中文的「機器人」可能指涉三個不同的對象，一個是Robot、一個是Android、最後一個是Cyborg。在這次訪問中，難攻博士講解了三種機器人的差異，從Robot這個字的由來，我們可以了解機器人是以什麼樣子的角色出現的：「Robot這個字的原始字源應該是來自捷克文跟波蘭文(robota)，意思是奴隸、勞工、僕人，替主人做低賤工作的那種人。Robota轉到英文之後就變成了Robot了，整個西方對於機器人的印象，就是從這邊建立下來的。」

而正式開始以「機器人(Robot)」來稱呼這些人造機器人的作品，是一部叫作《羅森的萬能機器人》的舞台劇。在劇中，這些機器人即是被設計來服務人類，但後來這些機器人有了自我意識，對人類進行反撲。

從Robot的字源跟以Robot為機器人命名的第一部作品來看，機器人是以「僕人」的角色出現，同時，機器人與僕人的這種連結也就此存在於我們對於機器人的想像之中。

Android是比Robot更接近人形的一種機器人。打個比方，瓦力可以算是Robot，而《變人》裡頭的家管機器人就可以算是Android(它就叫作安德魯)。而Cyborg是cybernetic加organism，它是一個有機物跟無機物的奇怪融合狀態。

當人創造了「機器 人」──機器與人的隔閡與對抗

在十月份的片單中，機器人與人尚有一條明顯的分界，因此（歐美）機器人作品大致可分為「人類欺負機器人」，如《變人》；或是「機器人欺負人類」，如《星際大爭霸》、《魔鬼終結者》、《駭客任務》等皆是。但這種互相欺負的場景只有在歐美的機器人相關作品裡比較常見，反觀日本就幾乎沒有。難攻博士說這與不同的文化背景有關：在歐美的影片，只要跟信耶和華有關的東西，大致上只要談到科技議題就一定會出事，機器人亦不例外；日本則恰恰相反，他們是展開雙臂擁抱機器人，對機器人有所期待，是比較正面的。

當人創造了「機器人」──機器？人？

到了十一月份，機器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就開始消失了。在《機器人奇諾丘》裡頭，雖然「機器人」與「人」在視覺上還是可以很明顯地分辨出來，但此時的機器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跟人連結在一起了，機器人不全然是台機器而已。而《獵殺代理人》這部片，則是明知道那是個機器人，但它卻長得跟人沒什麼兩樣，人透過機器人體驗生活、交往……是機器人在活還是人在活？這個機器人與人的界線在這裡已經不是這麼的清楚了。這兩部片子同時也表現出了日本與歐美對於機器人的想像，日本仍然想像人與機器人之間是友好的關係，歐美則想像機器人是極度危險、會出事情的。

《機器戰警》與《攻殼機動隊》則是另一種界線的模糊，這點在《變人》片中也有談到。一個身上裝滿了機器的人算是「人」嗎？一個只剩下靈魂、靠個人造軀殼來承載這個靈魂的人，算是「人」嗎？相反的，一個有感覺、有創造力、有情感、跟人沒什麼差別的機器人，他能被算是「人」嗎？

機器人／科幻作品的出現──對人類的反思

機器人作品的出現，並不是在宣示人類做得出機器人有多偉大，或是叫大家不要擔心機器人做不出來；相反的，「我們擔心的不是機器人做不出來，而是擔心機器人被做出來，尤其是被不了解機器人的人做了出來」難攻博士這樣表示。

機器人作品的出現，意義在於人類要停下來、或者在投向生產機器人的懷抱時，應該要想想這東西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且不單是「正面」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負面」的影響。也許以後生產機器人的公司會說「機器人的出現，將會使每個人都從勞務中解放，不用工作、不用做家事、不用……」，這些看起來都是正面的影響，但反過來說，不就是人們都要失業了嗎？就像電腦加快了人們處理資料的速度，但同時人所要處理的資料也就更多了。

機器人／科幻作品的未出現──對華人科幻的期待

到目前為止，有關「機器人以後跟人類之間的關係會是如何」的討論依然在持續著，有像日本是正面的，也有像歐美是負面的。各個地區的人依照他們的文化背景來想像出一個有機器人的世界將會是什麼樣子，反觀華人世界，似乎沒有一個屬於自己對機器人的想像。難攻博士談及這點時說：「華人有機器人產業，但沒有機器人文化。華人大眾文化裡頭從來沒有對科技有過有效的反思，我們有園區、工程師、科學家、科技廠，但這些人從沒以人文方面來思考科技，他們只有市場思考，沒有文化思考，沒有社會思考，這就好比手上有把機關槍，但卻不知道應該怎麼使用，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最後問到了華人有可能產生什麼樣子的機器人文化，難攻博士表示他也無法預言，因為華人太欠缺東西讓他了解。這些事情應該是讓它發生，量變就會產生質變，量還沒出來時沒有人知道它會往哪邊走，就像是問一百年前的美國人他們的科技觀是什麼？沒有人可以回答，問五十年前的日本也是如此。只要願意去構築屬於自己的機器人文化，它就一定會與眾不同，即使是從仿冒開始做起，因為不同的文化就是不同的文化，在大量的仿冒之中還是可以找到一個屬於自己文化的最大公因數，什麼都有可能，就只怕不去做而已。

當初日本也是做山寨起家的，華人又有何不可呢？

◎何佳穎

小說極其隱晦曖昧，將主軸包覆以一層又一層的甜腥悲歡，或許還帶著一點點的眼淚和憤恨；對於故事情節免不了會出現不同的價值判斷，一篇深得你心的小說，對坐在你旁邊的路人甲乙丙丁來說也許毫無感覺。對於小說，朱宥勳的回答是：小說提出問題，並給予無限可能。

「請開始虛構我的地址…」

《誤遞》的出現，源自書中各篇小說迥異的情感，以各篇末的信函巧妙地串連起十一篇日常生活的小故事。又，《誤遞》是遞送了什麼呢？作為一個第三者或是第N者的角度，對於故事的情感每個人接受情形都不同，就像不同的人買飲料時的糖冰要求大不相同；這種時候，作者意圖表達的情感可能就會有「誤遞」的發生，未必直接切中，可能要經過迂迴的反芻才能到達。

朱宥勳的小說用語樸實近人，但也不難看出他的寫作功力，對於情節的鋪排和題材的使用，都有屬於「朱宥勳」的腔調。已經發布在網路上的推薦序，作家甘耀明如是說：「朱宥勳的這種風格，隱約有了接承姿態，再加上《誤遞》彌漫老靈魂的陳述味道，使他在新世代作家群中闢出一條自己發聲的獨特風格，特別顯眼。」對於「老靈魂」這個字眼，朱宥勳覺得有點太過恭維，他自己的解讀是，甘耀明老師所要表達的，應該是他的小說一
貫的低沉、帶著悲傷的氛圍，而他自己對「老靈魂」的看法是，經過大時代洪流的洗鍊後，覺得自己老了，老到跟不上世界的變化；朱宥勳認為張愛玲和朱天心可以是代表性作家，所以他們可以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寫出沉穩滄桑的小說語彙。相反的，朱宥勳根本不覺得自己的靈魂有老成到這種程度，「這個世界對我來說還是很新鮮、很好玩啊！像BBS、棒球…都是我喜歡而且覺得新奇的事物。」

很多時候小說靈感是來自一個畫面或是一個念頭，有些故事雖然簡簡單單的，但是寫得夠深刻就會很動人。朱宥勳的小說處理較多的是情感面的主題，特別是親情；靈感的湧現及累積是來自於對生活的細膩觀察，人際間感情互動的細微傷害，也許枝微末節但也是最能引起共鳴的部分。

誤遞之後：新生代寫手的崛起

出書，是寫作人的里程碑。朱宥勳不諱言自己非常幸運遇到貴人，在前輩牽線及出版社賞識之下，在今年(2010)春天收到這份畢業大禮，「我曾經想過如果到了25歲還沒有人要幫我出書，我就自己掏錢印！」這句話如今在新書上市前夕成了夢想實現的印證；對於作家來說，擁有第一本屬於自己的作品，而且許多許多人也會擁有它，是一種成就也是一個極大的激勵，即便是文學獎常勝軍的朱宥勳也是如此。

目前就讀於清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的朱宥勳，對於自己的小說有著不一樣的期待，不僅僅是情感面上的處理，他也開始試著將「知識」帶入小說之中，像《誤遞》中的〈倒數零點四三二秒〉使用棒球的術語知識，而〈墨色格子〉則是以象棋作為故事的背景；「當然，要有一定的把握我才會使用這些相對專業的知識。」這些是朱宥勳嘗試的開始，一直在寫的他，正慢慢地朝著這個理想努力。

朱宥勳，可能以前在報章雜誌上偶然看過，可能早已讀過他的作品，但相信以後會有更多人知道並記住這個名字；他能帶你用更深刻的眼光去看生活的二三事，藉由這些看似熟悉但仍可以投入更多關懷的事物，對自己、對周遭的一切產生敏銳的體察。

◎何佳穎

大學教育不缺乏理論，或者該這麼說，我們總是被給予理論知識的灌注，書本裡一個又一個的定義、一條又一條的公式…。知識是無窮無盡的，但有時卻也讓人不禁感到莞爾，學習似乎不完全是這麼一回事。

以理工專業著稱的清大校園內，學生接觸藝術的機會不多，通識課程中的「策展理論與實務」課程，提供學生參與策劃展覽的學習機會，讓學生透過實務操作將書本上的文字敘述付諸實踐。

「策展理論與實務」的前身是「藝術經營與實務」，後來任課賴小秋老師將原本的課程重新設定為「公共藝術賞析」及「策展理論與實務」的雙向課程，希望讓學生除了課堂上單方面的吸收之外，能有更進一步的實務課程，經由授課老師的引導，全班同學一起參與展覽的籌備、規劃及進行。這樣的課程設計對學生來說，無非是一種很難得的經驗及學習機會。

與藝術家接洽，是這門策展課主軸的開展。前幾堂課就要確定合作參展的藝術家，接著透由藝術家對創作及作品理念的講解，以及與學生的互動，讓彼此之間的溝通更為流暢。與藝術家的活動不單單只限於課堂上，最好的情況是能夠拜訪藝術家，策展人進入藝術家創作的場域，往往可以有更深入的觸動，這也不是單憑解說文字及圖片就可以解釋的感覺；拜訪藝術家不僅是更深入認識藝術家的一步，另一方面也能實地看見作品，與藝術家溝通展出的可能與型式，如此可以讓展覽的擺置做出更好的規劃。

策畫一個展覽，在觀眾走進展場之前，所要做的準備是一般人看不見的。從場地接洽、保險洽談、卡典西德字、導覽手冊、作品解說卡、介紹文字、聯絡運輸事宜、準備餐點、佈展前置…等繁瑣的事項，都是構成一個展覽值得欣賞的種種要素。大多時候，一般人少有這樣的實務經驗，就拿這個策展課來說，讓以往只是欣賞展覽的學生，進入策展的流程，真正認識到完成一個展覽所要經歷的過程，是要付出相當的心力及時間。

這樣的學習經驗，除了讓學生能更深入的認識藝術實務的內涵，還能讓學生在接洽或進行事項得過程中，得到與人溝通、處理事情的經驗和能力。書本上的知識是空泛的，若能透過親身體驗去領略一門學問的奧妙，獲得的絕對不單單只是表面的成果，在往後的生活都受用的學習經驗。

「策展理論與實務」在這學期是賴小秋老師帶的第四個班，這學期是與石雕藝術家吳建松合力展出「破與和」，日前(5/20)在教育館開幕，展期至6/10。小秋老師表示，可以帶著一批學生完成一個展覽，讓學生在獲得比坐在課堂中學習外更多的心得及經驗，是一件快樂的事；她覺得這樣得實務操作課程，是開啟學生對藝術領域認知的第一步，也讓學生體察到藝術實踐的可能。

在偌大的校園之中，有一個這樣的空間，展示著一群學生實際參與策劃的展覽，姑且不論課程目標所要達到的成果，在這樣一個小展覽背後，學生與指導老師，以及藝術家相互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像這樣的實務課程經驗，對學生能產生多大的影響，我們不妨期待有更多的學生可以接觸這樣的課程，得到與以往不同的學習體驗，在參與一件實務操作的過程中，找到實踐自我的動力。

@ 許瑋倫、何佳穎

想拍的東西很日常，就像早餐，習以為常的生活環節，卻在每天的開始注入一天精力的泉源；而那些發生在週遭，不是雙向而是多線交錯的人際關係，各自獨立但層層相疊─這，就是「三明治」。

起初，只是源自於對電影欣賞的喜愛，以及對於影片創作的熱忱…三個好友、一台單眼相機、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在去年十一月，展開醞釀已久的影片《三明治》的拍攝，而原本沒有預計要拍攝的《秋別》，也一道添上夢想的翅膀。他們，三明治團隊，帶給大家的不僅僅是影片的感動，而是學生獨立製片在藝術實踐上的具體呈現。

在一群人之中，由複數的兩人關係建立起來的圓圈，《三明治》就是這樣一個發生在你我週遭、甚至就是你我所正在進行的故事；《秋別》是從個人情感出發的短片，雖然劇情是大家熟知的情節，簡簡單單卻很深刻。兩部創作，兩種風格，但要告訴大家的是一樣的東西，這就是生活，每天每天在你我週遭上演著。

對於藝術實踐，《三明治》導演鄭維剛坦言他很喜歡「舞台」的概念，不論是在幕前還是幕後，每個人可以擁有讓自己發光發熱的場域；《秋別》導演楊肅同則只是想讓自己的心聲透過影像傳達給他人，進而引發共鳴。對於他們而言，非科班出生的理工科系學生身分，不足以阻礙他們對於夢想的追求。不管是鄭維剛的戲劇社、攝影社經歷以及合勤演藝廳的打工經驗，還是楊肅同在節日活動拍攝記錄短片的習慣，都是他們在實踐夢想的過程中，所踏下的堅定腳步。

由於自力完成影片拍攝的堅持，三明治團隊的資金全額自籌，這樣的堅持，讓《三明治》及《秋別》可以導演想表達的純粹感動付諸於影片之中。儘管在拍攝過程中遇到不少難關，但是三明治團隊還是一個一個去克服，而他們也在過程中學習到很多，得到實踐自我的滿足；沒有利益，沒有目的，僅透過藝術中心的協助，完成在全校師生面前放映的可能。就是單純的滿腔熱血，和「想說想做」的念頭，於是有了這兩部呈現你我面前的作品。

升學主義掛帥的教育體制下，我們不斷地周旋在課業與成績之中，學生自發性的藝術實踐，在當前的教育體系中其實很容易遭遇挫敗。「只願接受成熟的果實，而不願提供良好的養分。」在訪談過程中，三明治團隊的三位發出如此感慨，在社會的普世價值中，現實利益被擺在首位，在夢想實踐的過程中少有鼓勵的聲音，更多是成功之後的事後諸葛。這樣的現象讓許多想法被扼殺在實踐的半路上，即便有再大的熱情，若是沒有合適的發揮空間，夢想，就真的只能想想而已。但鄭維剛認為，這樣的體制也許不健全，但並非不必要，這個體制如同保護傘，在與體制衝撞的過程中，可以避免掉更大的風險；勇於挑戰，不論成功或失敗，獲得的都是寶貴的經驗與歷練。

面對研究所實驗跟影片拍攝兩頭燒的狀況，三明治團隊懷抱著熱忱與實踐夢想的堅持，依然交出漂亮的成績單，儘管導演鄭維剛謙虛地說影片相較於一些前輩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將自身的努力成果帶到學生眼前，為學生的藝術實踐開啟新的場景。三明治，不只是要帶給你影片的感動，而是要告訴有夢想的人：「做，就對了！」。

@ 劉冠呈

2010年3月31號，在春假的前一晚，中國流亡樂團──盤古樂隊，由憤清工委會邀請，來到清華大學舉辦了一場小型的談唱會。會後基進筆記的編輯有幸能與主唱敖博跟貝斯手凌凌進行一場簡單的訪聊。

談與唱之間，這支來自江西的反抗樂隊的臉上從不見在異國接受政治庇護似乎該有的愁容。

談唱會中，盤古如此唱著：「給你飯吃／給你錢花／你要聽話／人才國家的棟梁之材／它不是木材／…它它它是奴才」。似乎在告誡著台下這些坐擁著國家大量教育資源的清大學生們，要做一個對學術、社會負責的人才，而不是一個抱著大財團大腿死要錢的奴才。

2004年在結束「台灣魂SAY YES TO TAIWAN」二二八演唱會後，主唱敖博及貝斯手凌凌循原路要經由泰國返回中國時，接到了來自中國友人的訊息，中國政府已經為了他們在演唱會上高喊台灣獨立，而準備緝拿他們。接受了國際人權組織的幫忙，他們得到瑞典政府的政治庇護，並取得永久居留權。

儘管如此，他們仍然努力地想辦法讓他們的音樂在中國響起。他們將他們的音樂都放在網路上供大家免費下載。

敖博說，自小以來自己就是一個具有反抗精神的人，人家叫他往東，他偏要往西。討厭所有無謂的規定，是個在師長眼裡十足的頭痛人物。組了樂團後，就將之視為表達憤怒的武器。

中共在七零八零年代的教育常常叫人批鬥這批鬥那。貝斯手凌凌：「反正只要不批鬥毛澤東，剩下的誰都可以拿出來批鬥一番。」但現在中國政府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反而對人民進行非常高壓的壓抑，甚至比文革時期還要退步。

談到台獨，盤古表示他們是在2001年在昆明音樂節時，接觸到台灣閃靈樂隊的主唱Freddy後，才真正有所了解的。在中國大陸，中共政府刻意醜化台獨運動。凌凌說：「我當時還一直以為民進黨或所謂台獨份子，都是一群流氓樣的傢伙。直到接觸了Freddy後才改觀。」

盤古的反抗性格是來自骨子裡的，藉由搖滾像顆子彈般射向那些他們所批判的人、事、物。用歌聲、用吉他，他們舉起了反中共、反極權的槍桿，用簡單卻實在的歌詞，以龐克、硬芯搖滾等多重風格，吶喊著反抗。不停地注視著中國與世界各地關於民主與人權的議題，貫徹敖博高喊的「為革命而生，為反共而活」。

＠ 朱宥勳

阿錦來的時候總是很安靜。有時候她會帶她的女兒一起來，從地下室開始，一層一層打掃上去。每一棟她們經過的樓層，花瓶會被重新擺正、書會堆成幾疊靠邊放好、地板也會散發出剛清洗過的乾淨氣味。

阿錦來的日子是每週二。那天早上，母親出門上班前會在桌上壓一張千元鈔，然後在外婆的房間外喊：「今天打掃的要來，要開門啊！」

外婆從來沒有回答，所以我也不知道她是否聽到。我只知道，外婆會任阿錦在外面不斷地按門鈴，直到我從賴床中醒來。打開門的時候，阿錦很安靜地看著我，安靜到有點拘謹，彷彿她做錯了什麼。

晚上，當母親回家之後，外婆便向母親數落阿錦的不是。外婆說一句，母親就反駁一句。但是外婆仍然繼續說，阿錦掃不乾淨、把黃金葛的枝幹折彎了、把碗筷掉到地上弄得乒乓響、用清潔劑用得很浪費，還有最重要的，讓一個陌生人在家裏來來去去，萬一掉東西怎麼辦？

說到這裡，幾個舅舅、阿姨便一起勸。母親身為長姊，緊抿著嘴，冷硬的字從唇縫裡鑽出：「不然誰掃？」

接下來的幾天，便會看到外婆拿著掃把、拖把在地上揮舞：「你們都不回來，沒關係，我還沒死！」舅舅、阿姨一面柔聲相勸一面奪走那些對外婆的腰背來說已經太過沈重的東西。

阿錦並不知道這些，但是她知道外婆的眼神從來不看她。於是她頭垂得更低、更加安靜，整天打掃下來幾乎一個字也沒說，彷彿她在這裡是個錯誤，連撒一滴水都戰戰兢兢。外婆若看什麼不順眼，便氣虎虎地坐到電話旁，從長姊母親開始一路撥下去數落：「窗簾被她弄得不成樣子，你快點回來換塊新的！」然而幾個子女全有工作，沒人能在白天抽身回來。何況幾次之後，大家也都知道也許只是阿錦把窗簾稍微弄濕了，或者打翻了小水桶。

阿錦只是安靜地繼續她的打掃，從地下室到三樓神龕。有的時候我會感到羞愧，向她說抱歉。

阿錦搖搖頭，說：「沒要緊、沒要緊。」

與外婆願望相反的是，阿錦來家裏的次數越來越多了。母親、兩個舅舅和阿姨要不是在外地工作、要不是每天都很晚到家，無力清掃。阿錦從一周一次，到一週兩次、三次地來家裏。最後，連身為長孫的我都考上大學離家了。住在宿舍裡，每當我笨拙地揮舞掃把的時候，我便會想起阿錦，不知道現在她和外婆是怎樣在一間房子裡度過一天的。

直到那天，我長假回家，正是下午時分。推門進去，只見外婆和阿錦並肩坐在沙發上，電視上正放著某台的鄉土劇，桌上是吃了大半的水果。那一瞬間我感覺我打擾了兩個寂寞而安靜地互相取暖的女人。我趕忙在阿錦起身打掃之前擺手制止：「沒要緊、沒要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