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作為一種國家機器

◎陳為廷

接下來幾篇專文,我們將處理清大的「學士班」議題。

眾所周知,學士班這類「延後分流」的教育精神,正在於擺脫以往全然職業導向的求學途徑,鼓勵學生多方嘗試、找出自己的興趣所在。這種觀念如今我們已經非常熟悉。官方文件中,似乎也常見諸如「教育多元化」、「課程彈性調整」一類的字眼。

扭曲的教育觀從何而來?

但這個社會對教育的觀念真的改變了嗎?

事實上,「萬般皆下品,唯有理工高」的狀況依然存在;比起前文提及的教育理想,更多時候,我們學生(或我們的父母)仍然只把教育當作一種「投資」。彷彿國家或個人對教育所付出的成本,是可以/且應該化作可見的收益;在這裡,教育是一種商品,它的價值只能用錢來衡量。

我們所要指明的是,這種觀念絕非自然產生。它事實上誕生於國家一連串以經濟主導教育計畫的政策當中。而這些政策,對教育本身造成了極大的扭曲。

大學作為一種國家機器

首先,國民政府來台後,政府為了穩固其統治正當性,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持續地促進資本累積──這一方面讓資本家覺得有利可圖,另一方面則讓廣大的受薪階級處於優裕的生活中,喪失批判、省思社會不公體制的意志。為了快速累積資本,國家必然付諸更積極的規劃和行動,動員所有「國家機器」為經濟服務。所謂「機器」,指的就是沒有思想、缺乏自主性,完全受到人的控制藉以實行某種生產目的的工具。

這裡的「國家機器」,當然也包括教育部門、包括大學。

人力規劃! 教育作為一種商品

這樣的政策走向直接體現在「人力規劃」的思維上。六零年代,美國學者首次將「教育作為一種投資」的概念帶進台灣,發展出人力資源理論。從此教育被商品化,政府開始完全以「人力規劃」的觀點來制定教育政策。

教育部處處服膺於經建會的人力規劃要求,一方面依據建設計畫的發展而決定是否增設學校或加開系所;一方面依據人力需求預估來決定各系招生名額。理工科與社會科學生的比例被迫要維持在五十五比四十五。而經建會強調國家如此干預教育的原因,在於文科畢業生若數量過多,「他們將無力維生、或對經濟無所貢獻」!

由「顯性」到「隱性」國家機器

這樣的政策持續到八零年代,面臨教育改革聲浪,教育部開始逐步釋放權力。但設立系所、評鑑學校辦學方向的根本權力仍在教育部手上。另方面,國科會開始掌握了大筆研究資源,重點獎助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工程應用科學領域──仍然只有這些能應用於生產技術、且同時具有生產價值的科技才會受國家的青睞和補助。

如今國家對教育的控制,從「顯性」的直接介入,改為「隱性」的以獎助研究的方式引導。但其思維本質不變,都是為了經濟、為了競爭而教育,完全捨棄了大學應有的人文主義;長期「重理工、輕人文」的結果,更將使社會付出難以計量的成本。

而關於大學教育的意義,前台大校長傅斯年這麼說:「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它的自尊性。這中間是追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人擠人的工具。」

但當經濟凌駕教育,工具主義、人擠人的思維在校園中掌權,我們的大學教育究竟還剩些什麼呢?

引用:

周威同,2003,《台灣的大學做為一種國家機器: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中山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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