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士班的起源與現況檢討

◎劉冠呈

情感凝聚的困難

在採訪到科管院學士班現任的系學會長李柏毅時,他提出了別於一般對於學士班制度實施困難的感觸:即系上情感維繫的困難。尤其與科管院學士班相類似的學士班制度,以學生的選課特性而言,系上眾多的同學上課地點散落在學校中各個系館,平常能共同見面的時間就比例而言相當少。科管院學士班的學生,又常以自己的第二專長為修課學習的主力,而將第一專長的兩個選擇──經濟或計財──當作輔助科系來唸。導致大家能因選擇共同的課,而在台積館見面的機會更形渺小了。李柏毅認為,先不論學士班制度本身的技術性缺陷,光是系務運作就因制度因素變得相當困難。

檢討學士班的起源與現況

在面對學士班制度執行技術層面與系務情感凝聚層面的雙重困難後,不妨讓我們重新回頭檢視學士班制度的起源與現況。

首先,學士班制度的起源來自於「通識教育」的理念。主張「通才」教育,希望大學生能以「立基於本身之專業科目,放眼於諸多不同領域」的學習態度,來遨遊於大學──如此一個百家學術的殿堂──之知識的海洋。然而,也正如我們先前所爬梳的,台灣的大學從一九八○年代起,便漸漸從早期「顯性的國家機器」轉變為「隱性的國家機器」。國家以更微妙隱蔽的手法,控制著大學這樣一個國家眼中「知識工業」的生產基地。透過經費的補助,國家得以控制各大學內最聰明的教授群們的研究方向。甚至是整個大學的辦學理念,也可能隨著國家的意識型態起舞。舉例來說,國家為了經濟結構之轉型,積極推動科技產業。而科技產業之人才勢必要由大學來提供,國家遂以上述補助等手段,制約了大學教育政策。這也導致了我們看到的普遍現狀:台灣各大學中人文社會領域受到長久的壓抑。

學士班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校園中被實踐出來。「通才教育」或稱「通識教育」的理念,就這樣與「隱性的國家機器」──大學,做了合體,產生了目前我們所看到的,一個「充滿許多問題的體制」。也許讀者會有所疑惑,學士班存在的問題大半都是純技術性問題,也就是能藉由教務的協調改善。但我們認為,其實背後更大的問題是校方,或說制定制度的教授們,根深柢固的作為「隱性的國家機器」的心態。舉例來說,學士班的同學依然需要面對與其它本科系同學一樣的修課強度。這可能產生的問題就是,學士班同學的第二專長對其造成的課業負擔可能更勝其所選擇的第一專長。如此,便讓同學在選課時有更多的考量,進而違背了通識教育最初對於同學自主選課、多領域學習的初衷。而學校卻在「隱性的國家機器」性格下,無法面對這個問題,因為教授們──尤以理工為甚──泰半無法拋棄當初國家為了培養專業技術人才所加諸在他們身上的訓練方式。以同樣的思維面對如今的通識教育,當然無法放寬,或說改變自身的教學風格。

繼續走完理想的道路

的確,我們還在理想的半路上。學士班制度當初所秉持的理想,吸引到了許多學子的目光。但應然面與實然面的差距所造成的成本,也是由這些學生來承擔。希望學校能以更廣闊的胸襟,來正視學士班目前遇到的各種問題,建立台灣通識教育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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