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cal:fundamental and advanced

@ 吳彥明（社會所博士生）

這篇文章源自於一次莫須有的發飆行為，但這並不是我想談主題，我想拋出的議題是一個始終存在於清大學生的刻板印象，或可稱為一種人文文化與科技文化間的對立，也就是俗稱「山上」與「山下」的對立迷思。

清華大學在台復校時並沒有人文學科，初期重點為原子科學，其後擴展至理工方面，近二十幾年來更積極發展人文社會、生命科學、電機資訊與科技管理領域科系。儘管有了法律或管理相近的社會學科，但也是在山下，與理工科建立產學合作的共生關係。因此，處在人社院的我們，似乎是被排除的。是一種聊備一格、維他命補充式的方式存在，是以一種看不見的方式被人看見。但弔詭的現象出現了。我們開始自認是清大中的「飛地」，就像梵蒂岡之於羅馬。

我們是山「上」，他們是山「下」。從清大正門口映入眼簾的不是化學館更非台積館，而是人社院巍巍聳立的尖塔。我們經常歧視山下的同學缺乏創造力、沒有人文關懷、留著汗味的宅男、衣著隨便。我們是用一組對立的符碼來樹立我群的優越性，以來貶抑他群的劣質性。但很明顯地，這是虛假的意識形態，因為「對立的符碼」究竟是什麼？向來以破除虛假意識形態為傲的人文學科，卻又再次陷入其中。我們從不會去問這樣的刻板印象從何而來，我們自以為是地欣然接受，好像我們天生就是跟他們不一樣：我們是獨特多元的，他們是普遍單一的；我們有獨立判斷的思考能力；他們只會在實驗室裡整日扮演作業員；我們會閱讀書寫、偶爾吟詩作樂，他們只會打打電腦、遙想遙遙；我們重視性別差異，他們崇尚陽剛氣質；我們批判現狀抵制功利主義，他們迎合現狀整天績效掛帥。換句話說，我想提出的是，我們根本就是依附在山下而自成的對立面。我們是隻寄生蟲！

自始至終我們都是建立在反對山下而形成的世界觀，我們沒有自己，我們可以輕易地劃清界線，可是我們卻無法充實自身，說到底，我們有時像個無助徬徨打腫臉充胖子的瘦子。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寄生思維，根本就是校方的思維，「人文學科是要讓清大以理工為主的基礎更為完備」，原來我們自始至終都是跟校方站在一起的，一家團圓了。甚至，我們潛意識中更恐懼著找到真正的我們，真正的認同與本質，如果能一直作為對立面，那有多好啊。與其想破頭充實自己，還不如撿現成的來加以否定來的簡單多了。原來，我們也是會秉持撥撥算盤的功利主義，只不過這樣的矛盾是看不到的，是隱藏於既定的社會事實的，但我們還揚著頭嗤之以鼻地攻擊山下的錙銖必較，我想，我們根本不惶多讓，甚至更青出於藍，根本就是系出同門。

我曾花了很多時間去比較全國理工科與人文學科的入學門檻，我一直想樹立一個反差的現象，也就是一年有將近十五萬上下的高中生，究竟進入清大的理工科比較簡單，還是進入人文學科？我想做的無外乎是透過數據證明清大的人社院在裡子與面子上實在沒有什麼好驕傲的。但是我錯了，我始終無法證明我的奇開異想，至少在清大，進入人社院的難度是兩倍於進入理工學院。但是這只是讓我前段提的現象更為突顯，甚至會強化「山上」的優越感。什麼辦法能解決這樣的困境呢？從我得知我有發飆的消息那刻，我想到了發生於德意志在1760年代晚期到1780年代的狂飆運動。

狂飆運動時期的作家多數都出身于中產階級，是新興的市民階層的代表。這些市民階層的年輕知識份子用奔放的熱情來表達自己的不滿，他們反對社會等級偏見，反對封建社會「不自然」的生活方式，他們反抗社會、道德和美學的束縛，而反抗的方式就是通過抒發個人情感來對社會進行揭露，以此來引發讀者的共鳴。狂飆運動時期的作家的表達多是從感性認識出發，所以言辭激烈，富有感染力並且以感性體驗爲主。狂飆運動時期的作家都有著鮮明的政治色彩，他們反抗當局，反抗貴族和神權的權力濫用，要求人權和社會自由平等。

同樣的，我也希望山下的同學能站在同樣的角度重新審視這樣的現象，世界觀的不同才能豐富這個世界，允許「差異」更是學術進步不容妥協的唯一要件。但是這個差異不是建立在獨特主義與普遍主義的共生關係，而是真真正正的差異，一種瞭悟自己、認識自己、包容另類、認定另類的差異。

再次澄清，我沒有發飆，但如果這個莫須有的發飆能造成一股狂飆運動的效應，那我欣然接受。